章立凡：从周永康案把脉党国体制

从周永康案把脉党国体制

章立凡

2014年7月29日傍晚，各大官媒一条七十七字消息的播出，宣告了“政法沙皇”周永康的垮台。其实在中国大陆互联网上，“周永康”三字早已不是“敏感词”，对多数国人也算不得一条新闻，而是一桩茶余饭后反复吞吐的旧闻。惜墨如金的官方消息，追认的仅仅是一个既成事实，以期在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先声夺人，压倒群芳。

政商帝国：权力黑社会化

根据业界潜规则，媒体对知名人物的告别，一般都备有预案（三年前某大佬就曾遭遇“被逝世”的乌龙）。由于备料充足，周永康这场迟来的“丧事”，立时变成了媒体的狂欢。各家争相推出不同版本的周永康“关系图”及配套报道，其中以财新传媒六万字的专题系列报道《周永康的红与黑》最为重磅，一举摘得业内桂冠。

“关系图”所展现的周氏政商帝国版图，分为“周氏家族”、“四川系”、“石油系”、“政法系”四大谱系，权力结构盘根错节，利益管道四通八达，神似东方的帮会堂口和西方的黑手党家族，但又比底层犯罪组织多了一把巨大的保护伞——不受监督的庙堂权力。

党天下是扩大了的家天下，绝对的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化公为私，将家族和部属植入组织系统，克隆成为私人势力。农家子周永康进入体制后，发展轨迹由点到面，由地方到中央，由司法到行政，由政治到经济，由官场到商场，由近亲到亲信，由白道到黑道……最终爬上“政法沙皇”的权力巅峰，搭的就是现成组织系统便车。

周永康以排名第九的常委，却拥有熏天权势和骇人听闻的财富，不仅在于掌握了两个最重要的系统——大棒政法系统和钱袋石油系统，更在于其行为模式毫无底线，以丛林法则取代了法治原则。周所控制的强力部门，在多地沦为暴力团体，通过权钱利益勾兑，成功实现了“维稳产业化”；以严刑逼供等暴力手段，在全国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在押人员“躲猫猫死”“洗澡死”“做梦死”“洗脸死”“激动死”“发狂死”“摔床死”……等等各种离奇死法，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奇观；以“打黑”“打击经济犯罪”等名义进行的“黑打”，将企业家罗织入罪判刑夺产，黑社会特征明显，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有组织犯罪。

历史上的宫廷权斗中，掌握过多权力和秘密的僭越者，不仅令人恐惧，更令人痛恨，下场往往很惨。周永康败在昧于历史，对权力的追求过分贪婪，尤其是执掌武警兵符之后，在权力斗争中屡屡突破底线，触犯了政权与枪杆之间的禁忌。

会党政治是中国传统家族政治的翻版，周永康的政商帝国，只是构筑权力金字塔的板块之一。从基层到顶端权力架构中，还存在着众多大大小小的家族板块。若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则产生老虎的温床依然存在；人治反腐、运动式反腐若不转成常态的法治反腐、制度反腐，也依然是治标不治本。

权力魔咒：刑不上哪些人？

审查周永康，被誉为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坊间称颂有加，实际上正在被追究的，仅仅是一位“前常委”而已。纵观中共建党九十三年来的党史，此前已有二十一名政治局常委因各种原因落马，平均每四年多就有一位。这条所谓的潜规则，更像是个无厘头的伪命题。

据称“刑不上常委”的说法，源自1989年“六四“事件后，邓小平在6月16日对新领导集体“政治交代”的谈话。邓主张“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并以两代领导集体的历史经验为例：第一代“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邓小平提出“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强调“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分析邓小平的谈话，无论如何解读不出常委个人有不受追究的特权。从另一方向推论：倘若政治局或常委会不够好，或者出了不好的人，党国的命运就要出麻烦。他所认同的，其实是“刑不上核心”，且只有核心才有权给其他人“上刑”。毛核心发动“文革”，打倒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林彪，常委陶铸、陈伯达等一大批党政军高官；邓在成为核心后，先后拿下了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和常委胡启立。后来在“南巡讲话”前后，邓小平也不是没考虑“换核”，但耳朵一软临时改了主意。

历史证明，在毛、邓两代核心任内是“刑可上常委”的。自江泽民时代开始，权力斗争仅扳倒了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盖因强人政治被常人政治取代，博弈各方都不太有本钱豪赌。中共哪一代核心都不是神，邓的上述讲话之所以被演绎成“刑不上常委”的禁忌，无非是对演绎者及其拥趸有利。

权杖交接到毛时代成长起来的红二代手中，“刑不上常委”更不是禁忌。根据该群体自己的定义，红二代“定位在老一辈于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的后代们”。他们相当于家族公司创业大股东的继承人，人脉及政治资本丰厚，与先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有天然的血缘感情，对大权旁落忧心如焚。至于草根出身的公司管理层，即便爬到高管地位也仍是打工仔，若有人背主弄权营私舞弊，大股东家族是要清理门户的。周案与薄案的区别或在于：对“自己人”中的争大位者如薄熙来，交宗人府“永远圈禁”足矣；而周永康这类恶奴欺主的退休高官及其“官二代”，则须按家法严惩不贷。

一派打虎声中，“刑不上常委”已成明日黄花，腐败名声在外而安然无恙者仍大有人在，坊间颇有“选择性反腐”之讥。自毛核心时代迄今，体制内安身立命保位升官的无上秘诀，不外乎“站队”二字。顺者昌，逆者亡，与“刑不上常委”相比，“政治正确”才是更有效的护身符。

打虎目标：结束老人政治？

我在今年2月发表的《“蝴蝶效应”与反腐前景》一文中，预言了这样一种现象：“以打虎反贪名义进行的高层权斗，若就此进入胶着状态，势成骑虎之局，打不死老虎，难免有被虎吃掉的危险。”在周案公布后一周内，官媒热门话题即是“胶着状态”和“老虎反扑”，外加一句 “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的狠话。匪夷所思的是，这些话题很快又成了文宣禁区。

“无所谓”这句名言，二十五年前曾出于另一位中共总书记之口。他因手无兵符而受制于老人帮，成了被核心拿下的第二个常委。在后毛时代的三十多年间，“老人干政”一直是中国政局的另一道魔咒。风水轮流转，以中共十八大胡锦涛 “裸退”为转捩点，魔咒出现了消退的征兆，这也是他在无所作为的政治生涯结束时，对执政党的最大历史贡献。

现任总书记的既定目标，是结束周永康背后的老人政治。他接受几位前任的失败教训，上台伊始就狠抓军权。在就任军委主席后的二十个月中，共计巡视军队十四次，平均约一个半月一次。与前两任相比，他似乎更注重提拔少壮军人，已晋升三十四位少将为中将。在“小组治国”的布局下，他出任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在反腐旗帜下整肃军队，拿下了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宣布审查周永康前夕，华东地区的大规模军演，异乎寻常地导致大批航班延误，令人联想起1976年逮捕“四人帮”（又称“上海帮”）后，军方从海陆空钳制上海的历史场景。周案公布的次日，军委主席携两位副主席南下福建劳军，继续展示铁腕，强调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拳法套路深得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传。

反腐悖论：救党还是亡党？

周案公布的当日，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预测：“从现在起到四中全会，是政权的高危期”；“台风正在上海登陆，很可能将横扫上海官场”。其后新老虎落网消息频传，各省市站队表态之声不绝于耳。

武松四面出击，动了体制内众多老虎家族的奶酪，其风险非同一般。目前武松与老虎之间均无安全感和信任感，未来是对决还是妥协？体制内外各方有着不同的解读。

7月30日周永康案公布后40分钟，人民网即发表题为《打掉“大老虎”周永康，不是反腐句号》的文章，稍后被删除。8月5日，人民论坛发表文章《反腐要提防“大老虎”们联手反扑》，又引发了热议和争论。6日晚，人民日报客户端转发文章《周永康后，中国要打好“三大战役”》，将“政治上的反腐与制度化、经济上的市场化与再分配、外交领域的发展空间与和平崛起”视为今后的三大战役。8日，某海外党媒发文批评当前反腐“四大谬论”，即“中止论”、“特赦论”、“胶着论”和“反扑论”。同期体制内外的公共知识分子发生了激烈争论，一部分人主张顺势推动改革实现宪政，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改革已死，体制无药可救。还有人发出“红二代应该站出来，挽救国家危难，推动中国政治大变革”的呼吁。

当下出现的“中止论”“特赦论”，反映了部分体制中人的焦虑。外科手术式的反腐，犹如在癌细胞不断扩散的躯体上，以连续切除病灶方法进行治疗，病体能否承受切割并继续存活？“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之说已流行多年，但不够精准。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反腐可能造成党的分裂，不反腐必将丢失政权”。

2011年底，我当众讲过一则自编的寓言：“危楼上，江湖郎中数人夜酌，聊起一桩疑难杂症。体量虚胖，五脏溃烂，病入膏肓，中枢麻木。病家讳疾忌医，医家徒唤奈何。”我是点评是：“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如果下一届核心在第一个任期内，不能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也就无须启动了，我会放弃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景。

如今，新核心的第一任期已度过近五分之二。在此期间高举反贪腐旗帜进行权力斗争，建立个人威权，捍卫党的执政地位。至于能否以政治改革救党，避免“埋”的结局，至今犹是未定之数。正所谓：一念上天堂，一念入地狱；一念蒋经国，一念毛泽东。

依法治国：重温旧时“中国梦”？

中共四中全会行将召开，媒体热炒“依法治国”，歌颂“中兴领袖”；更有海外党媒将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提升至“第五个现代化”的高度。作者可能不知道，早在1978年，西单“民主墙”就出现过一篇《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的著名文章，究竟哪个才堪称“第五个现代化”？着实有点令人哭笑不得。

现任核心上任之初，提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其实这套说法由来已久：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提出：“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江泽民在1996年提出的“依法治国”，在第二年被写入中共十五大报告，成为执政党的基本治国方略。

五年一度的换届承诺，每次都能引发公众的美好憧憬。二十多年前开始营造的“依法治国”，也曾是一个“中国梦”；在周永康时代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出现了大倒退，导致腐败蔓延、社会分裂，越维越不稳。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党国体制自身违背了“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则。近两年间，法制倒退仍在持续，意识形态紧箍咒越收越紧，不仅宪法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权利未得到切实保障，因思想言论、公民维权等原因获罪的案例更有增无减。

处理周永康案，如果仍像薄案那样“指东打西”，仅仅以经济控罪替代政治清算，不平反周氏主政期间的大量冤假错案，清算其给中国法制造成的伤害，执政党仍将面临合法性的难题，又何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依法治国”不同于“以党治国”，若党派利益超越国家利益，很难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依法治国”须祛除僵化的意识形态，走出“内儒外法”的历史窠臼，若仅仅是“重振朝纲”式的宫斗剧目轮回，仍无法摆脱历史周期律。

 

                            2014年8月14日 风雨读书楼

                            明报月刊 2014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