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6日星期日

中国与中国梦——明报月刊专访章立凡

中国与中国梦

——专访章立凡

  叶国威  访问
梁世杰  整理

去年十一月,章立凡来香港出席本刊志庆酒会与座谈会,之后我们相约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一个详尽专访。章先生对中国问题、香港问题、国际形势侃侃而谈,观点独到、清晰,现整理成文。——编者

由《红楼梦》谈起
本刊(下称「问」):《红楼梦》对中国社会有何启发?
章立凡(下称「章」):《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描述了一贵族少男少女的青春梦。梦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愚蠢的,美梦也可能变成噩梦。中国梦是一政治蓝图,而政治蓝图不应是一个梦。早在中国梦甫出台之际,我预言梦的概念不太适合作为政治家的施政纲领和发展蓝图但现今中国不允许质疑中国梦的题。大家时常将中国梦与美国梦相提并论,我认为是不恰当的。两者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美国梦立足于美国的制度与环境,通过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取成功,这就是美国梦;中国梦则不然,它换了一个前提,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透过努力奋斗获取成功。
中国梦或许能感动年轻一代,但却很难诱惑我们这些经历见证过一九四年至今的一代人。中共承诺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当年我们确实曾经憧憬过可是结果为大家有目共睹,我们对现体制已无所憧憬。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每隔几十年便一个中国梦梁启超写《少年中国》,提出的中国梦;孙中山写《建国方略》、《建国大纲》,蒋中正发表《中国之命运》,也都是中国梦中共亦曾描述过他们的中国,毛泽东用诗性的语言表述:「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也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小康社会大抵每隔几十年政治领导人就会向人民描画一幅美好的景。
问:言下之意是政治家的梦想实则乃不能兑现,只是一张空头支票?
章:我觉得在一开始设计中国梦时,也许每个政治家都自认为他们的领导下,将能实现这些美好的蓝图。毛泽东亦大抵也是如此想法,1949年他自称「进京赶考」,想来胜券入京时,对未来具有美好的憧憬和想象,未必从一开始就想充当一个恶魔角色,蓄意使几亿老百姓因他遭殃作为开国之君,他亦曾以雄才大略建功立业自许未必全是浮夸的承诺。是后来他变了,权力和国情也有其生变的条件。

只是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
问:现在的中国梦仍是习近平两年前所提出的中国梦吗?
章:问题症结就在被定义为一个梦,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除了说要跟着共产党的领导之外,没有其他具体的路径和补充,教我们如何走这个梦?有人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按: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中国梦的路径,其实不然,只是提出了十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中可归结为一句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历史的惯性是最大的前进阻力,如今依旧是政权支配一切。执政党大家冀盼的旗号,最仍是回归惯性。诸如倡言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在先,后续作为则南辕北辙,大家有目共睹、切身感受。现实如此残酷,政治人物许诺人民的美梦,到头来令人民消受不起
梦想往往隐喻着对现实的不满一九三三年,胡愈之主编《东方杂志》,其新年征文的题目为「新年的梦想」,知识分子及各界人士踊跃投稿,描绘他们对未来的梦想批判社会现实。其时正处于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我父亲身为左翼人士,他的梦是中国将来出现「一个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一九四八年他又发表《二十年一梦》,说梦表达对国民党执政二十年的失望「我希望今后的二十年,至少应该和梦中的二十年一样美满。过去的二十年浪费了,我们还能再浪费二十年吗?」结果是求仁得仁,左倾革命建立了极权政体。不仅中国梦变了味再浪费了不止二十年连他在内一大批左派左翼人士也被打成了「右派」。
问:现在的中共是一个只着重武器和钱的强国,余英时批评其为文化的弱国。依你所说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中国梦亦具有期待憧憬,怎么帮他们作正确认知?
章:现在的宣传是「缺什么补什么」,强调「文化自信」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不自信。执政党长期摧残文化,「文革」更造成了文化断层,导致体制自身的文化缺失,也殃及子孙后代在大陆教育体制下,学生如同标准化生产在线的产品,所有的规格与都是按预定程序设计,有一点自由思想、出轨意识者就被当做不合格品淘汰,因为体制机器只需要标准件。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年轻人在学校时比较单纯,可能真是一个爱党爱国主义者,但一进入社会后,则一定会碰壁,因为学校所教授的理念社会现实相悖离,所谓共产主义理想马上被现实生活粉碎。有些年轻人从小就处于人格分裂状态,比如现在连幼儿园生、小学生都知道要给老师送礼,学校教你做人要表里如一,但是身教则相反。学生要认识现实唯有在走出校门踏入社会时,重新进行与学校教育完全相反的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

美国霸权与中国假想敌
问:可以跟我们谈谈美国霸权吗?
章:美国的制度肯定有其问题福山曾发表《文明的终结,认为美国式的民主最美好,不可能再有比它更优秀的新模式可是这些年来,福山也开始转变立场,觉得美国的民主制度也出了问题。但我们就总体而言,民主可能是一最不坏的制度,虽然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肯定亦存在各种问题。但它的优点在于具备修正错误、重新整合自我完善的能力,比较之下,中国体制缺乏这种修复的能力。
谈及霸权,我们从不喜欢霸权,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反对两霸,一是苏联,一是美国,因为它们干预世界的事务太多,留下很多烂摊子,比如阿富汗、伊拉克,还有「阿拉伯之春」以后非洲出现的种种乱局,美国都应负上责任。推动美国干预诸多事务的背后原因在于利益,美国干预的这些地区拥有各种资源。每个国家制定国策都出于利益考虑,无异于人倾向利己,无可厚非。现时中国体制内部出现问题而急需一个假想敌,于是把矛头指向「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望能唤起国民爱国情绪,方便转移内部各种社会矛盾,使人民不要去恨体制与官僚。中共喜欢战时状态是有传统的,五十年代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进行社会整合,通过土改、反,实现社会一体化;通过统统销控制了粮食、棉花等重要战略物资;通过三反、五反,在一九五六年控制民族工商业权。回想起来,以上种种举措不仅消灭了传统的文化精英,而且亦没有给农民真正的好处,所有资源被国家掌控,连同市场经济一并消灭。这些年经过改革开放,生产力确实有所提高,经济飞速增长,但是这些红利并没有被全民公平地共享,只是巩固了政府的霸权。

未得毛泽东真传
问:最近六中全会谈「习核心」(编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你指习总的任期会超过十年,何出此言?
章:因为已经没有退路,所以才走至这一步。大家时常将习先生与毛泽东作比较,认为二人很相似,我则觉得习先生未得毛氏真传。毛泽东在治手法上最擅长借力使力,拨弄党内各派相斗,利用一派制衡另一派(例如利用高岗制衡刘少奇和周恩来、利用封疆大吏制衡中央领导层、利用中央文革制衡政治局等等),自己则担任仲裁角色,使所有错误都归于别人,自己总能安坐最高裁判者的地位习先生则不同,不是利用矛盾,让各派系去互斗相争,而是事事亲亲为四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结果把各种矛盾聚焦到自身。毛泽东玩弄权术出神入化后学者即便学到形似,学毛也只学得皮毛
问:学习权术好吗?有必要学吗?
章:我们当然是不喜欢权术,但解读中国政治不得不详加分析研究。权斗只有你死我活。欲继续掌权而不改变路数,一旦落败会输得很难看。十八大以前中国政坛是团派上海帮和太子党三派「三国演义」的动态平衡,本来按团派的部署,总书记另有人选,由于上海帮的抵制,双方相恃不下,习先生又有太子党为后盾,得以荣登大位。有人认为他坐收了渔人其实是祸福相依,权力「击鼓传花」,把一个烫手山芋丢到了他手里。现时整个官僚体制是一个与他对立的关系,现在反贪腐快到第五个年头,贪腐在中国是高潮与低潮的分别,不可能从制度上根本杜绝,其因在于一党专政下没有真正的第三方的监督,不论是议会抑或舆论监督都不存在,只靠中纪委自纠自察有选择的反贪掩盖不了权力斗争的本质。
上海帮被反贪腐运动削弱以后,开始清算团派,如是则由「三国演义」变成「楚汉相争」,走「一统江湖」的路数。几年,太子党的内部发生分化,金融是太子党的传统领地,但遭到整肃,「不打横炮」力挺「自己人」主政的共识成过去式。总而言之,三个主要派系都不是习先生的坚强后盾,他只能自己去重组一个班底。当年毛泽东有气场,能吸纳五湖四海的人来为自己抬轿,如今这种局面没出现自立门派的习家军,用人圈子小,多系同乡、同学、旧部、旧识,这批人原先的职位普遍不高,忠诚度难以鉴别,有在中央全面工作的经验。这些徒众是否武林高手?有能力维护江湖霸主的地位?
「号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很难改变,其因在于政治体制:腐败已成为国家机器的润滑剂踏进体制就是为了升官发财,你不让我发财,我亦不为你做事不干事就没有错,所以大家都不做体制运转的速度愈来愈慢,近于停摆。

去中国化与去中共化
问:现在常常说去中国化,台湾有台独,香港有港独,有人说去中国化实际意义是去中共化,台湾和香港的年青人自然而来地从心底而来抵触中共,你有何看法?
章:两岸三地的政治人物青年一代不是同一类人。新生代是互联网时代成长来的新新人类,其知识结构、思维模式,都有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如同网上购物,年轻人会率性地根据直观印象去选购商品,其思维模式可能倾向碎片化,不一定有严密的逻辑和理性互网联让人成为自媒体,更多带有张扬个性乃至自我表演的成分,与反个人主义、提倡集体主义的中共政权容易产生冲突,究其原因是两者没有共同语言可以沟通
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指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这个一个较为极端的比喻但触到了重点。六四事件就是杀子文化的例子,你不服从就是忤逆,就是乱臣贼子,家长就要家法从事现在政治领导人对于年轻人的态度,源出一辙。
尽管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尊重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利但香港独立不可能成功,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香港的各种资源都是从大陆输出,香港有没有条件在中共的体制下独立过去在大陆刚开放的时候,是大陆需要香港,现在大陆已经不太需要香港了。香港能成为亚洲金融中心是因为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后闭关锁国,使上海丧失了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始能取而代之如今上海已在努力经营,香港的地位今非昔比中共更不在乎香港的自由民主。香港这些年的变化就像一个变脸过程,只是双方还没有完全撕破脸过去卿卿我我谈情说爱,把你哄上床;如今则予取予求,任意实施家暴,还不许你提出离婚。陆港这桩婚姻的前景如何?此时仍在长期博弈谁改变谁还很难说。历史巨变洪流中,思想文化也随之流动。近代以来香港一直向大陆输出新思想、新念,改良和革命的思潮皆经由北上,文化北伐的向,直改革开放以后仍绵延不绝各种普世性的社会文化理念,通过香港平台向大陆港人无须自暴自弃

决绝对抗未必是唯一选择
问:你是在这个政权下成长,为什么在青年时代已经有反恶爸的意识?
章:我的前半生长期遭遇洗脑,但对洗脑的说教时常质疑,主要是得益于我父亲在独立思考方面的言传身教,但真正的思想解放还是在八十年代。关于使年轻人在政治上成熟,我有过一点亲身体验。六四事件前我曾经是学生和政府之间的调停人,最终调停失败收场学生要政府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同时承认《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的旨意所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是错误的;如同孩子要家长承认他们是好孩子的同时,还要家长承认他自己是一位坏爸爸,前者有妥协余地,后者则注定使整件事失败告终。痛定思痛政府学生都是同一种革命化教育模式的产物,都认为自己绝对正确、对方绝对错误,习惯于成王败寇的思维,拒绝妥协与共存。
互联网时代来临后,日本学者大前研一预言的「低智商社会」已经出现。互联网的优点是呈现多种的意见和分析,缺点是缺乏逻辑思维,思考呈碎片化,容易发生群体冲动本意希望解决问题,最终却从立场上毁掉双方,连同改革的希望都被毁掉。现在香港年轻人提出港独,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家长很霸道,我要离家出走,但实际上未必具备操作性
我觉得年轻人要找到一种既能表达意见又能实现自己主张的方式,决绝对抗未必是唯一的选择从政治而言,改变需要步骤,没可能一次成功,不可能通过离家出走而家长服。返观香港,我觉得年轻议员留在立法院继续发言总比宣泄情绪的行为艺术有意义,现在则是捡一芝麻,把西瓜掉了,毕竟立法院的任期比宣誓重要,这是一个于政治常识的基本判断。更重要的是,前辈的政治人物们需要年青人有一个对话的平台,也许是立法院就是平台这个社会将来是属于年轻人的,老年人终将引退,年轻人必定会登上舞台,掌握香港未来命运的还是年轻人。老年人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要给年轻人空间。

《明报月刊》2017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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