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思考党国体制的“周永康陷阱”

思考党国体制的“周永康陷阱”

章立凡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12月9日

    首个国家“宪法日”刚过，新华社于12月6日凌晨悄然发布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周永康涉嫌犯罪立案侦查并予以逮捕。接下来照例是各省市部委的表态，后续报道称：决定公布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处理决定，认为这一决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的坚定意志，深得党心民心。

    一窝蜂的站队和效忠，早已成为中国官场文化的特色之一，彰显了体制内生存中“政治正确”的重要性。但表态的衮衮诸公可曾记得：周永康的步步高升，也正是体制内选拔和推举的结果；当年周永康爬上权力的巅峰，成为权倾朝野的“政法沙皇”，又有多少官员攀龙附骥，向其输送金钱美色等诸般利益？他被哄抬上位之际，又何尝不是“深得党心民心”？有谁敢提出异议吗？毛泽东曾自称权力是人民给的，宪法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玩政治总爱拿人民说事，周永康窃取的权力，也是人民授予的吗？

    报道指：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亲属收受他人大量财物；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昭示其人品低劣、贪贿无艺。这不得不令人思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选劣机制”，令这样的坏人得以平步青云高踞庙堂？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执政党，是否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周永康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执政党的党章开宗明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问题在于：身为如此先进的“先锋队”顶层领导，周永康为什么要捞取上百亿的财富？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到哪儿去了？党组织是如何培养教育党员的？

    周永康“极大损害党的形象，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极其恶劣”，问题又在于：是什么样的体制环境，使他权力越大贪欲越盛品性越恶，最终成为巨贪大憝？周永康本是普通农家子弟，很难相信他是个天生的恶人；很多贪官也都属于“根正苗红”的苦出身，为什么一踏入权力不受监督的党国官场，就一头栽进腐败的酱缸，最终踏上不归路？执政党对本党干部的大批堕落负有什么样的政治责任？对周案的报道保持适度低调，莫非就是为了避免引发此类联想？

    按照官方上述定性，周案显然比薄案要严重得多，同时留有悬念，称“调查中还发现周永康其他涉嫌犯罪线索”（盛传中的周妻死亡案未被提及），预计视其认罪态度或配合程度，量刑当在死缓到死刑之间，一年之内或见分晓。

    当下周案最大的哑谜，是“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一项，究竟何时何地向何人泄露？引发了网友们的无穷竞猜：有猜向薄熙来通风报信的，有猜泄露高层人事安排的，有猜通过情妇泄露机密的，有猜经由亲信向境外媒体和机构爆料权贵家族财富和离岸账户的……。其中“爆料说”有点无厘头：若将权贵家族们的海外资产认定为“党和国家机密”，无异于不打自招，这般糗事如何能上得台面？

    当下在中国，“泄露国家秘密罪”被称为“口袋罪”之一，连七十多岁的媒体人高瑜都能“沾包”，何况周永康这样的“正国级”高官？他随便向周边的人说些什么，都有可能是“国家机密”。联想到薄案公开审理中难堪的失控，“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倒是可以成为周案不公开审理或部分不公开审理的理由。

    周永康在主持政法委期间，大搞暴力维稳，多地政法系统以“黑打”手段侵犯人权、掠夺财富，司法腐败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官方报道却未见有一语问责。周虽倒台，其所造成的法制倒退仍在继续。值此弘扬“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之际，对周永康破坏中国法制的罪恶，难道还可以视为“正能量”而不受追究吗？若沿袭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的处理模式，指东打西避重就轻，以刑事控罪替代政治清算，不仅难服天下人心，亦无从彰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图大略。

    权力斗争背景下的反腐败运动，形式上动了体制内大小官员的奶酪，实际上却连公布官员财产都无法兑现，足见内部的阻抗力之大。引爆周永康这样一颗重磅炸弹，或许可以起到一些震慑和清障的作用，但省部级以下的中、基层腐败很难撼动。没有标本兼治的政治体制改革，仅凭纪检部门的外科手术式的自我切割，根本无法清除腐败的温床，抓了一个周永康，还有吴永康郑永康王永康……。革命年代有句豪言壮语“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如今贪官们的“前腐后继”，也大有抓不尽杀不完之势。

    现行体制的最大敌人，不是什么外部“敌对势力”，而是体制自身。党国的大小官员们，究竟有多少陷入了体制的“周永康陷阱”而无力自拔？是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法办周老虎的同时，尤须反思养成周老虎的官场生态。

                                                 2014年12月8日 风雨读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