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章立凡、张鸣、童之伟：解读“四个全面”

解读习近平“四个全面”

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 曹莉 2015年03月05日

2015年新春伊始，官媒《人民日报》以赞歌式的文风定义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年底提出的“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文章将“四个全面”称为“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在为每一个全面定下范畴的同时，引经据典为其赋予历史重要性。然而，“中国梦”提出两年后，这篇试图为“四个全面”下定义的文章，其描绘出的蓝图依然模糊。人们从字里行间推敲“四个全面”确切含义的同时，也在揣摩发布时机蕴含的深意。就此问题，《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写道，历来对中国重大政治人物讲话的解读，“不能仅靠探寻词句的确切含义或目的，而是要将此类口号看作一种手段——可以帮助中国领导人在应对不断变换的当务之急的同时维持一种不可战胜的光辉形象。”

 纽约时报中文网邀请国内知名学者胡鞍钢、章立凡、张鸣、童之伟来解读“四个全面”，请他们分析“四个全面”推出的时机、其背后的执政思路以及创新之处。以下为采访节选，经过编辑。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四个全面”的新意

不仅是顺延提升，是集大成。关键词是“全面”，非常符合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顺应中国现在的大势所趋，领导人就是要能够识别大势，然后能够顺应其大势，包括对外开放。领导人是一个学习连续的过程，这种连续的过程不是翻烧饼。这“四个全面”不只是习个人提出的理论，而是代表了共产党的治国纲领。

这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的直接结果，过去中国领导人不是没有在世界上讲过话，但是从来没有变成世界语言。习近平上来就讲中国梦，才有了亚洲梦、世界梦，也包括到美国去谈美国梦，这就是第一次有了话语权。

这一次“四个全面”，就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到今天，表明过去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把西方视为model（榜样），最后发现老师也不怎么样。反过头来，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表现最好，有了自觉性，也有了自信心。我们是2011年就提出了“道路自信”、“体制自信”、“文化自信”。（2012年11月，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

“四个全面”出台的时机

提出“四个全面”绝非偶然，中国是第二，实际上已经是第一了（注：IMF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的最新GDP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们就是要有天下观，不仅要有中国治理观，还要有全球治理观。那这个全面是针对国内，但是可以推广到全球。

每一代领导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任务，胡锦涛的任务是把中国从世界第六变成第二，习的任务就是把世界第二变成第一。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实现两个100年的梦，这是他的任期内必须要做也是如期要做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跑了这么多贫困地区，因为贫困地区是我们的短板。第二个要为下一个100年奠定基础。

“四个全面”的执政思想

要想了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全面”治国执政纲领，充分体现在他的执政哲学中，需要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视角来理解。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看，“必然王国”是对客观事物、客观规律的认识，“自由王国”则是基于这些认识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又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这里又回到道路自信和改革自觉这个问题上，认识“必然王国”是道路自信的基础，飞跃到“自然王国”体现了国家治理不断创新发展的改革自觉。

从治国理政角度看，“必然王国”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全面认识，对中国条件下发展规律的准确认识，“自由王国”则是科学发展中国。从这个意义上看，“四个全面”治国执政纲领就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一次飞跃。

“四个全面”的地位

在中国有一个“纲举目张”之说。毛泽东讲过，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毛泽东《善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因此，习近平“四个全面”就是治国纲领。治国纲领的正确是中国成功的关键。

从个人的理解看，“四个全面”本身是有十分清晰的内在逻辑的体系框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总目标，又是核心目标，其它“三个全面”就是基本途径、重要保障和战略举措，“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总目标的动力和活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总目标的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总目标的政治保障。其次，其它“三个全面”也有特定的总目标和具体目标，如“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我们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目标就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指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胡锦涛在十八大提出)

习近平的政治地位

他是代表，是班长，他的领导班子也很强。党中央集体领导及党政机构都可以降低三性（有信息、知识、经验、阅历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和片面性）。从新闻报道的角度来看，肯定是习近平的曝光率高，但他是代表这个领导集体。中国不会再犯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我那本书（《民主决策——中国集体领导体制》）是研究中央常委集体领导，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习近平在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强调了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就是不只是七个人，包括25个人。因为集体信息多于个人信息，集体知识多于个人知识，集体智慧优于个人智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作为一班人（25人）的班长，他充分发挥了杰出领导力。

章立凡，中国近代史学家，独立学者

“四个全面”的新意

因为中国梦太不具体了，他又提出四个全面来进行诠释。但是没有什么新意。因为这四个是以前的领导人都提过的，这四个概念没有一个是新的。我个人感觉就是炒冷饭。

“四个全面”提出的时机

2015年年初面临开人大，他想推出一个比较能够鼓舞人心的话题。总体上来讲，他关注民生、关注经济发展，希望强化一些。

我在十八大前预测，本届新领导人执政思路是民生换民主。我想大体上四个全面也是这么一个思路。经济上搞好，有合法性，自己党内也管好，按逻辑上就是这样。

“四个全面”反映的执政思路

我觉得没有理论创新。我们看中国和西方不同，西方起码是两党制，竞选时需要有一套话出来争取选票，我们这个不同，是隔代指定或者内部选出人来，但永远是一党专政。但他上来以后，他必须得有一套说法，才能领着大家往前走，否则谁听你的呢。所以这是一种变相的承诺，就像西方政客在争取选票时提出承诺。这个呢不同，我拿到了权力，然后我会提出一个承诺，将要做哪些事。基本性质区别在此，但都属于承诺性质的。

每一个领导人必须要忽悠他任期内的十年，而且作为中国梦来讲，我们从毛泽东时代算起，这样的梦已经是第三回了。毛泽东承诺了一个新中国，邓小平承诺了一个小康社会，或者是叫做共同富裕。这套东西最有效的极限也就是30年，30年如果拿不出新说法，大家就不听你的了。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说法。那么微观一点，每隔十年，我们要立一个里程碑，从所谓“毛邓三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都是里程碑，“毛邓三科梦”。其实也是起这么个作用。每个领导人都要有一套说辞来忽悠大家跟着他走，那么现在也到了这个时候。

这几个里程碑一个比一个低。这第一个说辞我估计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没有理论框架，所以现在在着手丰满这个理论框架，往上面贴膘。中国梦从政治理论上来说是一个非常不明确的概念。如果你是国父，可以来这套东西。但一般来讲这套理论不太容易让人信服。我这个年龄的人经过毛时代、经过邓时代，忽悠我不太容易，所以他对年轻的同志比较有诱惑力，跟着党咱们就有出路，人生有出彩的机会，这是忽悠年轻人的。

相较前几代领导人有何不同之处

整个执政的思想体系已经资源枯竭了，所以我觉得提不出新东西了，才会有这样的现象，最后拿出一个很不明确的概念，当然这里头多少有一些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元素，讲伟大复兴。实际上是没有别的可说了，那就会利用民族主义，然后再包括一些个人价值。但是他的承诺不明确，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你带着大家做梦，从政治理论上来说是一个模糊概念。那现在就把梦境描述的具体一些，如同弗洛伊德写了《梦的解析》。

“四个全面”的内容

这四个比较容易争取人心。小康社会是邓小平最先提出来的，改革这个概念也是80年代就有的，不是新东西，只不过是加入了一个深化、加入了一个全面建设，加了一些修饰。依法治国，实际上是江泽民提出的。从严治党其实是毛时代就会说的话，也不是新鲜语言。毛时代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毛就整那些干部，整特权阶级，其实这一套从毛时代就开始。现在这么多贪官跳楼，这些现象其实是五十年代“三反”、“五反”运动整干部、整资本家的办法。这四个只是属于宣传范畴，不属于理论创新，只是在扩大宣传。

为何提法上缺乏创新

反映的是他理论班子不行，整个理论界衰落，他的智囊提不出什么新东西来。他所受的教育和他成长的年代也决定了他的思想就是这样。他是一个毛时代出生的人，在应该接受知识最有效的阶段赶上文革了，所以他的知识结构就决定了这样一个状况。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四个全面”出台的时机

一般不都是要搞自己的口号、自己的理论吗？这个相对来说要比中国梦更好一点。

“四个全面”的可操作性

第一个要加强党的领导，从严治党，把党变得有用一些。第二个，他想建造一个他心目中的法治社会，党领导下的法治社会。深化改革也是他任期内的目标，三中全会提到了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建设。

我不怀疑他推进改革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心，但是我觉得他会把一些奇怪的因素搅在一起。他又想搞法制建设，又想实行专政，又想市场经济，又想阶级斗争。在我来看，这几个因素是不能协调的。

童之伟，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

“四个全面”推出的时机

我个人认为，过去提了中国梦。中国梦的说法太抽象，到底什么内容大家摸不着头脑，在官方和民间都不好把握，招致一些嘲讽和批评。“四个全面”实际上从内容来看是中央的工作目标，但并不是一个新理论。事实上就是提出了几个领域的工作要求，是对中国梦的充实。但我从官方文件里还没有看到有人将这两者联系起来。

“四个全面”的地位和价值

在地位上，它和“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是差不多的，但是内容和形式还是有差别。“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比较多的还是指导思想。但是在官方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的体系中，它都是要起到领衔、统帅的作用，这个是一致的。

“四个全面”的创新和不同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针对了不同的问题。但也还有些不足的地方，关于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没有什么具体措施，我个人感觉有改进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