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政治遗产与历史真相

政治遗产与历史真相

章立凡

 

今年4月15日，是中共已故领导人胡耀邦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日。1989年因胡耀邦逝世而引发的“六四”事件，也即将迎来四分之一世纪的祭奠。

4月11日，前总书记胡锦涛偕夫人参拜浏阳胡耀邦故居，向胡耀邦铜像三鞠躬。这次访问临近敏感时段，其间透露的政治信息，引发了朝野各方的种种猜测，一般被解读为团派对太子党“打老虎”的支持，甚至产生“六四”即将平反的幻觉。笔者认为，此事主要与尘封已久的胡耀邦政治遗产有关。

 

政治遗产，有正有负

 

政治遗产有正有负。对于政治上的负资产，中共一直舍不得丢弃，而正资产却一直不敢盘活。

去年12月“毛诞”前夕，我在接受BBC访问时指出：“毛泽东实际上是中共的一个负资产。”毛的政治罪恶在于中断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进程，把国家引入了阶级斗争、一党专政的死胡同，从反右到文革，他不断以政治运动治国，最终把全国人民拖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在经济方面，毛背弃了发展私营资本主义经济、耕者有其田等承诺，使中共变成了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资本家。他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毛泽东的遗产，就是他建立的一党专政体制。主政者无法切割负资产，症结在于党国不分、党政不分，误以为抛弃毛等于否定执政的合法性，殊不知一个反人类反文明的政治人物，其历史罪人的地位是万劫不复的。在党派利益至上的狭隘格局下，提出“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无异于作茧自缚，连执政理论都无法自圆，遑论“三个自信”？

胡耀邦是国际共运史上稀有的人道主义者。廉洁、开明、亲民、富于创新思维和改革勇气，是胡耀邦的政治遗产，也是中共最大的一笔优良资产。1989年4月19日，我在参加《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联合举办的悼念座谈会时曾率先提出：“耀邦同志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我感到十分忧虑和悲哀的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谁能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

二十五年过去，这笔正资产仍处于封存状态。重新评价胡耀邦，必将在政治上得分，有助于扭转执政党因贪腐而日益颓败的政治形象；而纠结则在于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政治难题：“六四”事件、赵紫阳的评价、继任领导人的合法性……等等等等。

胡耀邦是中共团派的祖师，胡、温上位皆源于其识拔；同时由于他大力平反冤假错案，也成了众多太子党感恩的人物。2005年胡锦涛艰难地作出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决定，而其本人则以出访为由未出席座谈会。这次参拜耀邦故居，既是一种还愿的姿态，同时也是一种政治亮相，意在宣示团派的能量与实力。但胡耀邦政治遗产的归属，并不能因此确定，更没有盘活的时间表。

 

政治博弈，“三国演义”

 

按当今社会流行的说法，中共高层有三种政治力量：团派、太子党、上海帮。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解读，团派相当于科举取士，出身草根而人多势众。太子党相当于门阀世家，人丁不旺但政治资本雄厚。地方派系进入中央则与高层内乱有关，“文革”中和“六四”后两次出现“上海帮”，皆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属于中共党史上的异数。

胡锦涛以邓小平“隔代指定”的地位继承大统，本非上海帮所愿；胡受太上干政挟制，十年任期无所作为。从中共十七大前夕开始，鹬蚌相争的储君争夺战即已开始。上海帮流年不利，迭遭陈良宇落马、黄菊病故的挫折，而团派接班人选李克强也遭遇到顽强阻击，太子党才有机会坐收储君之席。十八大期间，上海帮的阻击令团派人事布局临门生变，李源潮、汪洋未能入常，仅李克强成为常委兼总理。可以说是上海帮与团派的对峙，造就了以太子党为主导的“皇族内阁”格局。

本届七名政治局常委任期届满时，将有五人退休。团派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已占有多数席位，全面接班的基本盘已经形成。上海帮后继乏人，若本届期间博弈落败，恐难保持队形。太子党人丁不旺年龄偏大，相当一部分人及子嗣已定居海外享受富足生活，无意于国内政治，即便紧急提拔“红三代”，也未必能赶上权力末班车。

2013年3月，我曾在《盘整还是破局》一文中预测：“历史留给‘红二代’重振祖业的时间，看来只有五年。五年内若只见盘整不见破局，或将失去最后的历史机会。”按正常的权力交接程序，十九大将出现以团派为主体的执政班底。太子党要想继续主导政局，就必须改变现有权力格局，延长权力年限。新出台的“小组治国”执政模式，权力集于最高领导人一身，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常委治国”模式的解构，同时也在为十九大人事预作安排。

“以退为进”是常用的政治谋略。兼具太子党身份的上海帮二号人物曾庆红，在十七大人事竞争中退出，将储君之位让与太子党，以维系大佬干政的传统格局。储君在十八大前夕，也采用了这一策略，得以成功上位。而胡锦涛在十八大以自身“裸退”为代价力破此局，作为送给太子党的政治礼物，同时给团派东山再起埋下伏笔。风水轮流转，太子党上台后，举反贪大旗反戈一击，以原教旨主义的激情打虎救党，恐怕是上海帮选定储君时始料未及的。当太子党打虎打成了骑虎之局时，团派的重要性又逐渐凸显。

历史上的“楚汉相争”，终不免打破平衡一决雌雄；而“三国演义”重在借力使力，第三方审时度势袒左袒右，则可维持均势以求共存。体制内未来的权力博弈会重演怎样的历史故事，目下还很难说……

 

纪念耀邦易，平反“六四”难

 

明年将迎来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胡锦涛朝拜耀邦故居，犹若刘备归宗汉室正统，具有“占位”的象征意义。

此举在民间燃起重新评价胡赵、平反“六四”的遐想，近期习近平访问北大且与支持过民运的老教授合影，也引发了过度的揣测，但很足以说明人心向背。其实对中共而言，这是一把攥在手中多年打不出的政治大牌，很可能过期作废。大清王朝崩溃的时候，不会有人去感恩光绪皇帝和戊戌变法。

上海帮作为“六四”事件的受益者，当权时期没有出牌。团派柄政后本有机会名正言顺地出牌，但上海帮似乎不情愿此牌由团派打出；2005年胡耀邦九十周年纪念，曾庆红代表中央的发言，维持了1989年耀邦悼词中的评价，同时也给了家属和团派面子。当然，有很多太子党对胡耀邦心念旧恩，就习近平而言，习仲勋与胡耀邦的政治友谊，本身就是重要的政治遗产。

鲁迅诗云：“静默三分钟，各自想拳经。”尽管各有利害盘算，但永远执政是三派的共同底线。纪念耀邦易，平反“六四”难，当下形势比人强，由此引发的骨牌效应风险难料，丢失政权的责任是谁都无法承受的。

在我认识的体制内人物中，无论职位高低、有权无权，私下都承认“六四”事件是执政党的历史欠债，将来总有一天会平反。过去曾有媒体多次问及我对平反“六四”的预测，我的说法是：最佳时机已经错失，矛盾交织积重难返，今后在两种情况下有可能平反：一、权力地位稳固之后作锦上添花，花信遥遥无期；二、重大危机出现之时当救命稻草，为时或许已晚。

公道自在人心，历史自有公论。四分之一世纪过去，有死难者亲属表示，无合法性的“恩赐平反”已不重要。

 

没有真相，永无和解

 

近日在北京的一间民宅里，十几位学者、当事人和死难者亲属一起探讨历史真相，背景是一条“2014·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的红色横幅。事后多人被警方传唤，五人遭刑拘，被控“寻衅滋事罪”。坐牢者求仁得仁，于心无愧；而有司在敏感时刻的过度反应，不仅开创了共和国司法史上“闭门家中坐，罪从天上来”的先例，也使二十五年前的历史事件，再次处于国内外舆论的风口浪尖。

不断收紧的意识形态和言论环境，令执政党进入三十多年来与知识界关系最差的时期。自由空气的稀薄，令很多人不仅怀念胡赵的八十年代，甚至觉得江朱、胡温时期都比当下“自由”。明智的政治家宁挑战政敌，不挑战舆论，四面出击不代表“亮剑”成功。朝中有人在等待主政者的失败，更有“高级黑”借力使力激化矛盾，上楼抽梯断其后路。

“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当年的“六四”一代，已成为当下的社会主流，历史的伤口在滴血，青春的记忆仍是解不开的心结。“六四”纪念日也俨然成为“国家例假”，官方年复一年高度戒备。历史债务拖延越久，需要偿还的本息越高，这种朝野揪心的噩梦，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解脱。

如果改革是最大公约数，则革命就是一切归零。社会危机越是深重，政治遗产就越显得重要，历史记忆也越容易被唤醒。以胡锦涛朝拜耀邦故居为契机，体制内外都在有意无意地激活话题。未来中国需要一个南非式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独立调查自1949年以来土改、“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等历史事件的真相。

历史潮流不可逆，中华民族迟早要面对真实的历史，没有真相，永无和解。

 

                    2014年5月10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明报月刊》2014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