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30日星期日

章立凡:让毛泽东入土为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和浦志强律师联合发布了《关于尊重逝者生前志愿火化毛泽东遗体实施迁葬的提案》文本,倡议将毛氏遗体按其生前志愿火化,骨灰交付亲属移往家乡归葬,陵寝(毛主席纪念堂)改作“中国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这项民间倡议公开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提案,却被有司迅速下令删除。目前虽未获得来自“两会”的回应,但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多数理性网友赞同人道火化,认为是给执政党提供了一个“解套”的台阶,亦有人建议由毛家亲属申请迁葬为宜,部分网友则要求留下遗体以便将来鞭尸。另据腾讯网站一个“建议将毛泽东入土为安”的投票(今年2月26日启动,与本提案无关)统计,迄今共有7445人投票,赞成率81%,反对率19%。

    少数毛粉网友的反对言论,则一如既往地极端而无论理,除秽语谩骂和“杀你全家”之类的死亡威胁外,更强烈要求追查章立凡、浦志强如何当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可见他们连提案文本都未读过。还有人伪造出“习总”“斩钉截铁”的表态:“这个提案别说人民群众不会答应,就是我们这几个人也绝不会答应。”


    长期展示尸体,有悖文明人道

    在人工防腐情况下或自然条件下长久保存的尸体,中文音译为“木乃伊”。该词源自波斯语“موم‎”(mūm),原义为蜡,欧洲人用指古埃及涂抹防腐香料保存的尸体。古埃及人认为人死后可以复活,而复活的灵魂需要原先的身体,因此必须保存尸体以供死者来生所需。

    除部分自然形成的木乃伊外,人工制作的著名木乃伊,多为古代君主权贵及现代政治领袖。古代有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图特摩斯二世、图坦卡门、拉美西斯一世、拉美西斯二世等;现代则有前苏联的列宁、斯大林,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蒙古的乔巴山、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越南的胡志明,安哥拉的内图,圭亚那的伯纳姆、朝鲜的金日成、金正日父子和中国的毛泽东,这些人均为共产党或社会主义政党领袖;亦曾有二人求为现代木乃伊而未成,一是中国的孙中山,二是委内瑞拉的查韦斯。

    第一具人工制作的现代木乃伊是列宁。他在1924年逝世后,斯大林不顾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及其他领导人的强烈反对,执意保存其遗体以供瞻仰。膜拜死人其实是为活人服务,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其生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他自己遗体仅保存了八年即被火化。其他几具遗体也命途多舛:列宁遗体1943年开始腐烂,被截去一条腿和部分左肢,代以人造假肢;1961年再次腐烂,头颅被取下安装在人造躯体上,肉身躯干火化;由于政局变动,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的遗体先后被火化,乔巴山遗体被移走后现状不明。

    古埃及制作木乃伊,先要钩出部分脑髓,挖去内脏,填入香料缝合后腌制数十天,再外裹麻布涂上树脂入殓。在前苏联,尸体保存技术和水晶棺结构、制造工艺曾是头号国家机密,上述现代木乃伊的制作技术均源于此。据披露,水晶棺内的毛泽东,也是一具被摘除内脏的躯壳。因仓促决定保存,毛氏遗体防腐处理先天不足,不可能保存太久,世界上也没有永垂不朽的肉身。

    除了印加人经常接触祖先的木乃伊外,古埃及人的安葬方式,是将装有木乃伊的木棺,外覆石棺封存于陵墓(金字塔)内。中国和多数国家的葬式,也是将遗体装殓并“入土为安”。在公共场合长期展示尸体,中国古代称为“暴尸”(亦称“肆”或“弃市”)。查百度百科,“暴尸”的定义是:“古代的一种酷刑:为惩罚死者生前的行为,将其尸体暴露在公共场所,未经许可不得收殓。”暴尸有悖文明与人道,不料到了近代,竟演化为一种被称为“红色恋尸癖”的“革命祖制”。


    毛氏生前志愿:遗体实行火葬

    常言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在火葬倡议书上签字(以下简称“倡议书”)。倡议书在指出传统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劳民伤财等弊端后发出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110页)

    在倡议书上第一个签名的就是毛泽东,按照签名顺序还有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内外136人(陈云在事后写信补签)。这一倡议推动了殡葬改革,使火葬成为中国城市人口的主要归宿,对改变传统的中国丧葬习俗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氏签署倡议书时的年龄为62岁,同时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思维正常,神智清楚,应确认其火葬志愿在法律上真实有效。根据史料记载,此后他还不止一次公开或私下表达过火葬的愿望。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去喂鱼”。(王雨霏:《毛泽东笑谈:我准备好的五种死法——毛泽东与蒙哥马利交谈中鲜为人知的内情》,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9943686.html )另据护士长吴旭君回忆,毛在1963年曾对她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毛泽东笑谈生死 最想把骨灰丢到海里喂鱼》,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8/24/content_14064227_1.htm)

    毛泽东于1976年逝世后,出于政治需要,遗体未能按生前志愿火化,而是被置入水晶棺,陈放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陵寝(毛主席纪念堂)中,迄今已近37年。

    共产党人历来自称“说话是算数的”,却常常出现例外。倡议书上的签名者除毛泽东外,均已在身后实现了火葬的志愿(其中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未保留骨灰)。毛氏遗体的处理方式,直接违背了其本人“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的志愿;而当时健在的共同签名者,也未履行“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的约定,不仅在法律上构成违约,也有违“逝者为大”、“入土为安”的孝道。按照中国传统,浮棺暂厝异乡不利子孙,落叶归根方为西方正路。


    厚葬选址不当,久丧人鬼难安

    当年北京毛泽东陵寝的选址有五个方案,分别为天安门前、故宫端门、景山、香山和天安门广场,最终选定在首都中轴线的天安门广场正南,与国家标志性政治建筑天安门南北相对。无论在政治意义上或文化意义上,都是一个极为不当的选择。

    陵寝的豪华规制超越封建帝王,是典型的“文革”个人崇拜遗物,另一崇拜物则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氏画像。自1949年建政后的十七年间,毛像仅在重大节日“五一”“十一”挂出,前后约十天左右。直到1966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后才改为常年悬挂,这项“文革”传统也延续至今。

    毛泽东陵寝是在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调动全国的财力、人力、物力,不惜成本修建的,占地57000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8000平方米。工程所需优质建材取自全国各地:有大兴安岭木材,珠穆朗玛峰岩石,台湾、江苏无锡、新疆天山、浙江杭州的各色大理石等。陵寝主体有44根福建黄色花岗石明柱,柱间装有广州石湾花饰陶板,通体青岛花岗石贴面,基座台帮全部用四川大渡河旁的枣红色花岗石砌成,四周环以房山汉白玉万年青花饰栏杆。水晶棺选取天然东海水晶,熔炼成大型石英玻璃板材制成。

    毛氏生前签署的火葬倡议书,明确反对“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而修建宏伟陵墓长期保存遗体的做法,明显属于“厚葬久丧”:37年来为保护遗体和陵寝,靡费了大量公帑;因尸设事的专门机构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其人员编制、经费来源及预决算从未公开。陵寝成了旅游景观,常年被参观人流骚扰,逝者不得安息;参观免费而存包却称重收费,还有各种纪念品及鲜花出售,遗体俨然成为生财工具。

    这座巨型阴宅,前竖高碑后拥松林,形成陵园格局,压在原中华门的旧址上,与皇家阳宅紫禁城对冲。中华门是旧皇城的正南门,始建于永乐年间,明代称大明门,清顺治元年(1644年)改名大清门,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改名中华门。此门位于北京龙脉上的尊位,历代均享有“国门”的地位。中共建政后,天安门广场自1952年开始扩建,中华门在苏联专家建议下于1954年拆除。1977年在其原址上建成毛泽东陵寝,被民间戏称为北京的“十四陵”。

    陵寝落成后,戾气盘桓,国家多故。自1989年迄今,天安门毛像已被污损多次,据传还发生过“文革”苦主怒砸水晶棺事件。“六四”历史悲剧发生后,广场国旗旗杆基座于1991年由4平方米增加到36平方米,旗杆高度由22米升高至32.6米。近年维权人士示威、自焚等事件依然不断,去冬金水桥又发生恐怖袭击血案。天安门广场早已失去往日的祥和,成为戒备森严的高度政治敏感区域。


    回避历史问责,不利社会进步

    中国共产党1949年取得执政地位,毛泽东功不可没。但毛氏当政以后,违背在野时的民主宪政承诺,先后废弃建国《共同纲领》和国家宪法,实行权力、经济、思想的“三垄断”,建立起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他长期以阶级斗争和各种政治运动治国,不仅消灭了市场经济,造成“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更发动政变推翻根据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将全国人民拖入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严重践踏宪法、法律和人权,历史出现了倒退。

    中国在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抛弃 “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氏治国模式。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于政治需要,毛时代的真实历史至今仍被屏蔽,但“反右”、大饥荒、“文革”等惨祸的亲历者犹在,民族历史记忆的伤口仍在流血……

    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一切经济成就,都是摆脱了毛时代闭关锁国政策和计划经济模式的结果;近年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与冲突,都与权力不受制约的毛式统治惯性有关;当下中国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凸显出“文革”式暴力基因的遗患。违约保存毛氏遗体并回避历史问责,在体制内外造成了长期的思想混乱,争论与对立严重地撕裂社会,不利于反思历史深化改革,也不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


    建议人道火化,回乡入土为安

    现代国家不应搞个人崇拜,纪念已故领导人不宜仿效封建帝王,历史教训必须铭记。当下中国官场腐败丛生,官员修建豪华墓地、借举丧大肆敛财的风气盛行,反腐须以薄葬俭丧为垂范。继续保留毛氏遗体不仅不人道,靡费公帑维持庙堂祭祀,也不利于国家廉政建设。

    为国家民族计,为朝野各方及毛氏子孙计,将毛泽东遗体人道火化,礼送回乡入土为安,不失为最文明的选择。


    2014年3月15日 风雨读书楼
    《明报月刊》2014年4月号
 
 

2014年3月5日星期三

关于火化毛泽东遗体实施迁葬的提案


关于尊重逝者生前志愿

火化毛泽东遗体实施迁葬的提案

提案倡议人:(中国公民)章立凡 浦志强
提案联系信箱:  proposal21c@gmail.com




  由:尊重毛泽东本人生前志愿,将其遗体火化后回乡安葬

提案人:全国人大代表(征求中)

提案人:全国政协委员(征求中)


  要:遗体火葬是毛泽东本人的生前志愿,后人应予尊重。毛泽东生前明确表示反对“厚葬久丧”,修建陵寝和保存遗体均违背其本人遗愿。对毛泽东的历史问责不应回避,纪念已故领导人不宜仿效封建帝王。建议将毛泽东遗体火化,骨灰交付亲属移往家乡归葬,陵寝(毛主席纪念堂)改作“中国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提案正文

事实和理由:

一、身后遗体火葬是毛泽东本人的志愿,在法律上真实有效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火葬倡议书上签字(详附件:《倡议实行火葬》,以下简称“倡议书”)。倡议书在指出传统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劳民伤财等弊端后发出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在这篇倡议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毛泽东,按照签名顺序,签名的还有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内外一百三十六人(陈云在事后写信补签)。这一倡议推动了殡葬改革,使火葬成为中国城市人口的主要归宿,对改变传统的中国丧葬习俗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泽东签署倡议书时的年龄为六十二岁,同时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思维正常,神智清楚,应确认其火葬志愿在法律上真实有效。此后,他还不止一次公开或私下表达过火葬的愿望。

二、保存遗体构成违约,展示遗体有悖文明和人道

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逝世后,出于政治需要,遗体未能按生前志愿火化,而是被置入水晶棺,陈放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陵寝(毛主席纪念堂)中,至今已近三十七年。

一九五六年倡议书上的签名者,除毛泽东外,其他人均已在身后实现了火葬的志愿(其中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未保留骨灰)。毛泽东遗体的处理方式,直接违背了逝者本人“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的志愿;而当时健在的共同签名者,也未履行“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的约定。

此举不仅在法律上构成违约,也不符合中国“死者为大”和“入土为安”的习俗;无论在古代社会或现代社会,长期公开展示遗体,都是不文明和不人道的。

三、回避对毛泽东的历史问责,不利于社会进步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执政地位,毛泽东功不可没。但毛氏当政以后,违背在野时的民主宪政承诺,先后废弃建国《共同纲领》和国家宪法,实行权力、经济、思想的“三垄断”,建立起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他长期以阶级斗争和各种政治运动治国,不仅消灭了市场经济,造成“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更发动政变推翻根据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将全国人民拖入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严重践踏宪法、法律和人权,历史出现了倒退。

中国在八〇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抛弃 “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氏治国模式。一九八一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于政治需要,毛时代的真实历史至今仍被屏蔽,但“反右”、大饥荒、“文革”等惨祸的亲历者犹在,民族历史记忆的伤口仍在流血。

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一切经济成就,都是摆脱了毛时代闭关锁国政策和计划经济模式的结果;近年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与冲突,都与权力不受制约的毛式管治积习有关;当下中国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凸显出“文革”式暴力基因的遗患。继续保存毛泽东遗体并回避历史问责,在体制内外造成了长期的思想混乱,争论与对立严重地撕裂社会,不利于反思历史深化改革,也不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

四、陵寝选址不当,厚葬久丧不利于廉政建设

毛泽东陵寝是“文革”个人崇拜的产物。当年陵寝的选址曾有五个方案,最终选定在首都北京中轴线上的政治中心广场修筑个人陵墓,与国家标志性政治建筑天安门南北相对。无论在政治意义上或文化意义上,这都是一个极为不当的选择。

毛泽东生前签署的火葬倡议书,明确反对“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而修建宏伟陵墓长期保存遗体的做法,明显属于“厚葬久丧”。

毛泽东陵寝是在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调动全国的财力、人力、物力,不惜成本修建的。为保护遗体和陵寝,三十七年来耗费了大量社会财富。因人设事的专门机构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其人员编制、经费来源及预、决算从未公开过。

当下中国官场腐败丛生,官员修建豪华墓地、借举丧大肆敛财的风气盛行,反腐须以薄葬俭丧为垂范。现代国家不应搞个人崇拜,纪念已故领导人不宜仿效封建帝王,继续长期保存毛泽东遗体,靡费公帑维持国家祭祀,不利于政权廉政建设。

解决方案:

(一)火葬是毛泽东本人的生前志愿,后人应予尊重。

(二)毛泽东遗体火化后,骨灰可交付亲属移往家乡归葬。

(三)实施迁葬后,原陵寝(毛主席纪念堂)可作为公共建筑物继续使用,建议改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初稿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二稿

二〇一四年三月一日 三稿

 

 

 

 

附件:《倡议实行火葬》

处: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110页。

 

倡议实行火葬〔1〕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葬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为着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场外,我们建议,国家还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适当地方,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场。我们认为安葬死者的办法,应当尊重人们的自愿。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办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有土葬的长期习惯,在人们还愿意继续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现存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纪念物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1〕在这篇倡议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毛泽东,本篇题下的年月日是毛泽东签名的日期。按照签名顺序,签名的还有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内外一百三十六人。一九五九年二月十日,陈云给杨尚昆写信说:“前几年有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自愿签名死后火葬,那一次我未出席会议所以没有签字。我是赞成火葬的,特补此信,作为我的补签字。”“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的,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哪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

 

“历史虚无主义”是中国山寨版


“历史虚无主义”是中国山寨版


 

章立凡


“历史虚无主义”是2013年社会热词之一,并被解释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面。但无论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其前辈黑格尔、费尔巴哈,或是他们的继承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未在其著作中提及“历史虚无主义”。近年颇有一些附会之说,但检索原著,原文中均无“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名词。
 

一、“历史虚无主义”是中国山寨版 

虚无主义(Nihilism)是一个外来名词,源于拉丁语中的“nihil”,意为“什么都没有”,为怀疑主义的极致形式。虚无主义认为世界、生命(特别是人类)的存在是没有客观意义、目的以及可以理解的真相。这一概念首先被雅各比引入哲学范畴,尼采、海德格尔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后逐渐扩展至文学艺术领域,如达达主义、结构主义、朋克运动等,并与后现代主义有血脉关系。

在学术意义上,“虚无主义”不是一个史学用语,也没有“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名词。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主题词,从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检索中国学术文献,这个名词在1989年批判政论片《河殇》时才开始出现,此前未见有学术作品或辞书著录。由此可知,这是一个山寨版的中国名词。 

1990110日,“历史虚无主义”被写入领导人的讲话稿:“近几年来,在我国文化战线上,围绕着民族文化问题的论争,实质上包含着重大的思想政治斗争。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所主张的‘全盘西化论’的一部分。”(《求是》,1990年第10)

1993年,“历史虚无主义”首次被作为文艺理论术语收入辞书。定义为:“虚无主义在历史问题上的一种表现,认为‘历史’是虚构的概念,蔑视民族历史。它作为一种文化主张,在中国萌芽于本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发展成熟。其主要观点是否定中国历史,把中国历史说得一无是处。它最后必然导致‘全盘西化’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大辞典》,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

此后,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解读逐渐政治化,被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政治名词,收入1999年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名词术语辞典》。第二年又变身历史理论术语,被《史学理论大辞典》收录。2005年,出现了一个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小高潮,前北大副校长梁柱在这场批判中脱颖而出。

2009年以后,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文章数量逐渐增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日报社社长梅宁华。2010521日,《红旗文稿》发表了他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辛亥革命百年回眸》一文,罗列了五宗罪:一、否定和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二、刻意导演和假设历史;三、打着“还原历史”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四、“戏说”、“恶搞”历史;五、追求 “价值中立”和“纯客观”

综上可知,“历史虚无主义”只是一个“中国造”的政治名词,其来源与马恩列斯无关,与学术无关。在去年的反宪政论战中,“历史虚无主义”被当作帽子四下滥扣,其主要功能,反倒是将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历史虚无化。


二、被虚无化的中共历史主张 

历史本身有没有“党性”?我认为是没有的,因为在共产党出现之前,人类的历史就早已存在。解读研究历史的方法论很多,历史唯物论也只是方法之一,自我强调“唯一正确”的,通常是宗教教义。 

曾被党史界奉为历史唯物主义圭臬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一部集造假大成的历史伪作。全书“以论代史”,屏蔽和歪曲重要历史事实,宣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苏共官方学者撰写的联共党史很有“党性”,中共官方学者撰写中共党史,也可以讲“党性”,但撰写、解读党史时屏蔽真实的历史,本身就违反历史唯物主义。 

20世纪40年代起,中共一直是宪政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主张“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19402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演说,指责国民党“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同年12月,刘少奇在《论抗日民主政权》中指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1945927日,毛泽东在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还承诺: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在这篇谈话中,毛泽东声称“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周恩来1946116日在旧政协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的发言,也强调“我们非常同意军党分开。军队不应属于党,应属于国家,因此对于党与军队的界限,必须划分清楚。……过去是党国,不必再说,今后政府改组,就应把军党分开。”

这类言论,在当年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比比皆是。中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又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对内讲“党指挥枪”对外讲“军队国家化”,倡导过欧美式民主又朝苏联“一边倒”,主张过联邦制又拒绝联邦制,反对过一党专政又搞一党专政,主持制定了宪法又践踏宪法,宣布了“言者无罪”又搞以言治罪……,历史上出尔反尔,说了不做、做了不说的事很常见,但从不公开否定自己主张过的东西——领袖不会打自己的脸。

中共的前辈理论家们深谙此道,从陈伯达、胡乔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乃至邓力群,个个文采飞扬,且不论观点如何,文章都成一家之言,不会留下矛盾自伐的话柄。过去经常宣称“我们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如今却是无知者无畏,有家报纸年复一年地反“军队国家化”,理论刊物发起反宪政运动,公然否定本党的历史主张。某副教授甚至玩起诡辩术,将执政前的宪政承诺演绎为一种政治斗争谋略。

如果真有“历史虚无主义”,将本党历史及领袖的主张虚无化,可谓“历史虚无主义”的标准样板。号称“三自信”的官方理论界,果真一代不如一代,退化得没有拿得出手的人了?
 

三、被虚无化的毛泽东时代 

一年来讨伐“历史虚无主义”的先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最近他发表了《对毛泽东几个误解的澄清》一文,总结出毛对新中国的“六大贡献”,还解释了三个“误解”。 

头条贡献是打赢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两场战争,并通过建设“大三线”、“小三线”,成功化解苏联的“核打击”,“这实际上相当于打赢了三场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其他贡献还包括:“两弹一星一潜艇”、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大量的基础设施、重返联合国,甚至连“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也拿来凑数。

前两场所谓“反侵略战争”的战场都不在中国境内,卷入朝鲜战争是为斯大林火中取栗,卷入越南战争是为输出革命;建设“三线”不仅是为了防范“苏修”,还有“美帝”,而战争却根本没发生,只是一场自我大折腾而已。如果1949年后不实行“一边倒”政策,而是与苏美保持等距离外交的话,中国不大可能卷入对外战争,也不会在国际上长期限于孤立。至于捍卫“主权和神圣领土1949年以后,中国国土面积由1141.8万平方公里变为960万平方公里,此后与周边国家几经划界还剩多少?至今没公布过。

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及基础设施,一直被宣传为毛时代的经济成就,作为“前后30年互不否定”的重要证据。我很赞成最高领导人今年纪念毛诞时提出的观点:“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只须将中国与同期发展的国家作比较,就不难总结出毛的贡献。

所谓旧中国,并非像毛泽东说的那样“一穷二白”,而是能造舰船、造飞机枪炮,有工业化基础的国家,二战结束后与日本等周边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如果不打内战,不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经济上不搞“大跃进”等各种瞎折腾,走上宪政治国之路,正常建成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应该不成问题。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先后起飞,而同期中国正处于毛所发动的十年动乱之中。毛泽东的贡献,是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推迟了20年。

所谓三个“误会:一是60年代苏联确有逼债,二是没处决“右派”,三是否认大饥荒饿死3000万。这三个澄清,除了引用他人及自己的见闻外,没有给出任何档案史料证据。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612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度过困难。38日,周恩来答复赫鲁晓夫:先接受50万吨蔗糖,至于100万吨粮食,可作后备。是否借用,以后再作决定(后来未用)。同年4月,中苏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出于政治斗争考虑,中方后来未接受苏联的粮食,改从澳大利亚、加拿大进口,并提前一年还清了对苏欠款。大饥荒期间,中国从未停止过对外援助,并于1969年自我宣布为世界上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毛泽东对外死要面子,黎民百姓忍饥挨饿而死,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反右”后有大批“右派”陆续被判刑或劳教,虽当时未被处死,但因饥饿、虐待而死的不在少数,著名的夹边沟惨案尽人皆知。北京大学所划716名“右派”中,有8人先后被判死刑,除哲学系学生黄宗奇因与看押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在“反右”期间被处死外,中文系学生林昭、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西语系学生顾文选、物理系学生吴思慧、历史系学生沈元、哲学系学生黄立众、化学系学生张锡锟7人,均在“文革”期间遭处决。 

关于大饥荒年代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和人口负增长,很多亲历者犹在,民间记忆并未消失。尽管在统计数字和统计方法上存在分歧,但死亡人数从未低于1000万。死亡1000万与死亡3000万以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主政者的历史罪责。身处信息时代还想屏蔽这段恐怖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
 

谁在将历史虚无化? 

本人曾于2013523日,在各大门户网站微博下帖约辩:“就当今中国是否需要宪政、中共党史上的宪政主张、宪政与人类文明历史潮流等主题,由正反方组团公开辩论,媒体、网络现场直播。”但未见有人出头,唯一的回应是:11月间中共三中全会闭幕的当日,我在各大网站的博客、微博被全部 “暗杀”,未能明正典刑,“理论自信”何在?与其用“文革”大批判手段将对方封口禁言批倒批臭,还不如公布毛泽东时代全部历史档案来得光明正大,只怕有权者无此胆量和担当。

20131226日,世界政治舞台上出现奇观,中日两国领导人同日拜鬼,足以引发公众对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反思:日本甲级战犯供奉于靖国神社,中国抗日忠烈可有庙堂祭祀?最高荣典归于一人,此人何德何能何功何罪?总是要别人反省历史,可曾反省过自己的历史?总说别人伪造历史,自己编写的历史有多少是真的?

治学要讲证据,论史不容诡辩。官方定制的“历史虚无主义”可谓作茧自缚,大帽子不妨奉还制造者自用。

 

                                 201415日 完稿
                                 2014223日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