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5日星期四

章立凡:警惕“文革” 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警惕“文革” 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章立凡

2016年2月22日

今年将迎来“文革”五十周年,历史不断闪回。从几年前的重庆“红歌会”到今年的央视春晚,“文革”式重口味持续袭来。

权力指鹿为马的傲慢与偏见,激起公众强烈反弹,吐槽中有网民预测:这种强势造神秀只是热身,稍后必有重拳出手,应对历史和现实的问责。

元宵节还没过,一场快闪式媒体巡礼之后,在号称与北京文艺座谈会规格比肩的官媒大会上,党姓四十八字舆论导向组合拳正式登台设擂。

我在很多年前曾提出一个观点:毛泽东和中共既是一党专政体制的受益者,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债务,成为其自身长期历史行为的受害者。他们创立了一个斯大林主义的“互害”体制,而“文革”就是这一体制的现世报。其历史遗产包括:平均的贫穷、人为的仇恨、人口的爆炸和文化的毁灭。

这个根据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立起来的体制,没有永久的朋友,且永远在寻找和制造敌人。1949年打败了政治对手国民党,通过土改消灭了地主,就开始整肃盟友和自己人。整完了民族资产阶级再整民主党派,消灭了党外民主,党内民主也保不住。

残酷历史

实现一党专政的后果,是执政党须直接面对全民,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聚焦到党内,导致内斗连绵不绝。整掉了彭黄张周,“大跃进”折腾成大饥荒。七千人大会后,党内高层矛盾日益尖锐,最终酿成一场历时十年的空前浩劫——“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一辈子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自称“其乐无穷”。文革期间他还有句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完全是独夫口吻。为了干掉“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他不惜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投入绞肉机。

人们你斗我,我斗你,斗过他人,又被他人斗。抄家、批斗、文斗、武斗,夫妻、子女、父母、亲友相互告密揭发,图书、古籍、文物、古迹惨遭毁灭……正所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文明古国成了一座丧失理智的大疯人院,北京、湖南、广西等地都出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不仅普通百姓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很多“红二代”(包括当今中共总书记)的父辈们也未能幸免。

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董宝训、丁龙嘉:《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第1页;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第9页)

痛定思痛,1981年起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时,参与起草文件的亲历者们群情激愤。主持起草者是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一向被称为“左王”),也十分愤怒地控诉:“在全国范围停止了宪法和法律的作用,从国家主席到所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没有了,抄家、抓人、打人、斗争。这件事一定要讲,宪法和法律废除了,这是大事变,是不能容许的,一定要大书特书!侵犯了公民的权利,侵犯了党员的权利,党员停止组织生活,在群众中公开宣传多数服从少数。所有这些事情,说明‘文化大革命’是怎样荒谬绝伦,怎样叫人没法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了。”(胡乔木:《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0页。)

但这种清算“文革”的诉求,很快被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政治谋略所稀释。邓提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出于执政党利益的考虑,《决议》虽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对毛泽东作出了三七开的评价,小心翼翼地将毛的罪错从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去,保住了他作为中共开国领袖的脸面。但“毛泽东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立论,至今在逻辑上无从自洽。

反思“文革”

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尽管存在着阻力,对“文革”及其成因的反思和研究,尚能以一种不太高调的形式踏实行进。出版了与国史、中共党史和文革史有关的一批著作,例如“历史在这里沉思”、“1949-1989年的中国”、“40年国史反思”等系列丛书、《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庐山会议实录》、《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等专著和大事记,以及《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译著,1989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后,随着文化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以及相关文艺作品,逐渐成为禁区。巴金先生生前呼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至今无从实现。

在官修历史教科书中,“文革”的历史被淡化处理。初中教材涉及“文革”的内容仅为一章节,沿袭传统史学的“奸臣模式”,将文革定性为林彪、江青等一小撮野心家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刻意回避对始作俑者的历史问责。叙事笼统,缺乏细节,“红卫兵”、“知青上山下乡”等重要的关键词皆一笔带过,既没有量化的数据,更不敢触及十年浩劫的深层原因。青少年无法从教科书中获取对这场历史浩劫的准确认知。

“政府和人民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黑格尔语)。一党专政下的权力私相授受,当然跳不出中国历史的治乱周期率。当局坚持自身利益最大化、拒绝反思“文革”的恶果,不仅使经济起飞后的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同时令绞肉机式的“互害体制”得以延续,至今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建政以来成系列的“宫斗剧”,至少已播出了三季。

第一季,“文革”:以毛泽东借助林彪废黜刘少奇的宫廷政变始,历经扑朔迷离的副统帅林彪坠机事件,以华国锋联手叶剑英逮捕毛氏遗孀及其盟友的宫廷政变终。

第二季,“改革”:华国锋被迫下台,“老人干政”导致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被废黜,“垂廉听政”令弱主胡锦涛十年难有作为。

第三季,“打虎”:自2012年王立军出逃到薄熙来垮台入狱,历经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一众高官落马被囚,“宫斗剧”仍在继续……。

权力传棒到“红二代”手中,体制内对“文革”的态度,变得越发波诡云谲。作为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此群体中的很多人曾是当年的“老红卫兵”,运动初期扮演过加害者的角色,其本人或家庭后来又成为受害者,“文革”结束后再度成为体制的受益者。多数人对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怀有血缘情感,视毛泽东为团体的教父,尽管亲生父母和自身备受教父的苦整,可团体终究是团体,教父依然是教父。

这种角色的转换和利益的考量,使相当一部分人对第一个角色讳莫如深,拒绝反思和道歉。另一部分人主张深刻反思,以道歉求和解,避免社会的彻底撕裂。这种成本最低的“维稳”,至今未被众多同侪所理解。

文明与理性

“文化大革命”这场反人类反文明的历史倒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其所造成的文化、道德断裂,不仅令全社会咀嚼苦果,且历经几代人都难以修复。当下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是高官还是富豪,是“红二代”还是平头百姓,凡是从那场浩劫中幸存下来的亲历者,只要心智正常,绝不会希望“文革”重来。

曾国藩曰:“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近年御用的官媒写手们,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下,明目张胆地涂抹掩盖历史罪恶,竟然成了一件理直气壮的事。面对这类混淆黑白的妄人,史家尤须继承史德,秉笔直书,清算文革,坚持问责。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历史的修纂已不再是官府的专利,越来越多的民间亲历者,正以拼图式的勤奋书写,还原历史的真相;而一切伪史在信息互联的时代都变得不堪一击,随时可能被戳穿。

在国门紧锁、信息封闭的毛时代,造神运动容易成功。而在国门开放、信息多元的大数据时代,造神运动注定成为历史的笑柄。尽管毛泽东的幽灵徘徊未去,所谓“文革”重来仍像是一场皇帝新衣般的闹剧,在保持警惕的同时,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BBC中文网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6/02/160222_cr_culture_revolution_sign

2016年1月4日星期一

章立凡:明月下的心灵流亡

明月下的心灵流亡

章立凡

被读者和作者以“明月”相称的《明报月刊》,即将迎来五十岁生日。回忆我与寿星的缘分,最可念想的是这皎皎明月,寄托了我的第一轮流亡感。

20131112日,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日子。这天中午,多个门户网站的编辑急急发来信息:上峰指令,关闭我的博客和微博。但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一小时之内,我在新浪、腾讯、凤凰、网易、共识网、和讯等网站的博客、微博全部阵亡。同时被无理由封杀的,还有张千帆、张鸣两位教授,而这仅仅是为一场持续两年的网络大屠杀掀开了序幕……

所谓焚书坑儒,目标都是屠杀思想。消灭一个以文字著述为业的知识分子,只须消灭其文字,即近于消灭其肉体。对于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官而言,只消“闲话一句”。但“不教而诛谓之虐”,不敢明正典刑,偷偷摸摸搞暗杀,连以锻造文字狱名垂青史的明、清两代圣主们,都不好意思这么干。

将批评者锤炼成反对派,是一种最愚蠢的政治,这个事件这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我像一个幽灵,漂浮在自己的尸体上方,观看人们如何哀悼逝者并追忆其生平,颇有几分黑色幽默。被杀,至痛也,而捉摸不定的知识分子流亡感,竟于无意中得之。

赛义德说:“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 “对于受到迁就适应、唯唯诺诺、安然定居的奖赏所诱惑甚至围困、压制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是一种模式。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象、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赛义德:《知识分子论》)

此刻虽身寄帝都,一场在祖国土地上的心灵流亡已经开始。我很享受这难得的流亡快感,而欲与朋友和粉丝分享时,才发现自己如同电影《人鬼情未了》中那个被谋杀者的幽灵,洞悉各种阴谋和隐秘,却苦于阴阳相隔,无法将这一切告知自己的爱人。

“明月有情常照我”,在此节点上,潘耀明兄诚邀我为《明报月刊》撰稿。从那时起步的“月下流亡”,持续了将近一年。潘兄此举,犹如佛家之“中阴救度”,功德无量。我至今仍云游于世间各华文媒体,体验着流亡中的自在。

检点两年来的流亡文稿,发现一旦摆脱言论桎梏而成为边缘人,语境、视角和视野都与往昔不同。首先,可以洒脱地直抒己见,无须曲折表达外加自我审查,一再委屈良知;其次,以一个局外人的客观视角,不群不党,中立研判变化中的中国与世界;其三,立足并超越自身的专业,在大历史的视野中观察解析现实,探寻成因和规律。

五十年前,金庸先生创办《明报月刊》,存亡继绝,传承文化薪火。同年“文革”爆发,神州陆沉,文脉断裂,作俑者人心丧尽。五十年后历史轮回,重闻“文革”叩门。值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若不能上惕历史规律,下顺世界潮流,中察人心所向,则党亡政息,其祸不远。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明报月刊》二〇一六年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