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中国梦——明报月刊专访章立凡

中国与中国梦

——专访章立凡

陈  芳、叶国威  访问

梁世杰  整理

去年十一月，章立凡来香港出席本刊志庆酒会与座谈会，之后我们相约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一个详尽专访。章先生对中国问题、香港问题、国际形势侃侃而谈，观点独到、清晰，现整理成文。——编者

由《红楼梦》谈起

本刊问（下称「问」）：《红楼梦》对中国社会有何启发？

章立凡（下称「章」）：《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描述了一群贵族少男少女的青春梦。梦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愚蠢的，美梦也可能变成噩梦。中国梦是一幅政治蓝图，而政治蓝图不应是一个梦。早在中国梦甫出台之际，我即预言梦的概念不太适合作为政治家的施政纲领和发展蓝图，但现今中国不允许质疑中国梦的主题。大家时常将中国梦与美国梦相提并论，我认为是不恰当的。两者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美国梦立足于美国的制度与环境，通过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取成功，这就是美国梦；中国梦则不然，它换了一个前提，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透过努力奋斗获取成功。

中国梦或许能感动年轻一代，但却很难诱惑我们这些经历见证过一九四九年至今的一代人。中共承诺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当年我们确实曾经憧憬过，可是结果为大家有目共睹，我们对现体制早已无所憧憬。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每隔几十年便会做一个中国梦：梁启超写《少年中国》，提出了他的中国梦；孙中山写《建国方略》、《建国大纲》，蒋中正发表《中国之命运》，也都是中国梦。中共亦曾描述过他们的中国梦，毛泽东用诗性的语言表述：「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也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小康社会。大抵每隔几十年，政治领导人就会向人民描画一幅美好的愿景。

问：言下之意是政治家的梦想实则乃不能兑现，只是一张空头支票？

章：我觉得在一开始设计中国梦时，也许每个政治家都自认为在他们的领导下，将能实现这些美好的蓝图。毛泽东亦大抵也是如此想法，1949年他自称「进京赶考」，想来其操胜券入京时，对未来具有美好的憧憬和想象，未必从一开始就想充当一个恶魔角色，蓄意使几亿老百姓因他遭殃。作为开国之君，他亦曾以雄才大略建功立业自许，未必全是浮夸的承诺。但是后来他变了，权力和国情也有令其生变的条件。

只是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

问：现在的中国梦仍是习近平两年前所提出的中国梦吗？

章：问题症结就在被定义为一个梦，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除了说要跟着共产党的领导之外，没有其他具体的路径和补充，教我们如何走进这个梦？有人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按：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中国梦的路径，其实不然，只是提出了六十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中可归结为一句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历史的惯性是最大的前进阻力，如今依旧是政权支配一切。执政党打出令大家冀盼的旗号，最终仍是回归惯性。诸如倡言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在先，后续的作为则南辕北辙，大家有目共睹、切身感受。现实如此残酷，政治人物许诺给人民的美梦，到头来令人民消受不起。

梦想往往隐喻着对现实的不满。一九三三年，胡愈之主编《东方杂志》，其新年征文的题目为「新年的梦想」，知识分子及各界人士踊跃投稿，描绘他们对未来的梦想，批判社会现实。其时正处于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我父亲身为左翼人士，他的梦是中国将来会出现「一个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一九四八年他又发表《二十年一梦》，借说梦表达对国民党执政二十年的失望：「我希望今后的二十年，至少应该和梦中的二十年一样美满。过去的二十年浪费了，我们还能再浪费二十年吗？」结果是求仁得仁，左倾革命建立了极权政体。不仅中国梦变了味，再浪费了不止二十年，连他在内的一大批左派左翼人士也被打成了「右派」。

问：现在的中共是一个只着重武器和钱的强国，余英时批评其为文化的弱国。依你所说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中国梦亦具有期待憧憬，怎么帮他们作正确认知？

章：现在的宣传是「缺什么补什么」，强调「文化自信」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不自信。执政党长期摧残文化，「文革」更造成了文化断层，导致体制自身的文化缺失，也殃及子孙后代。在大陆教育体制下，学生如同标准化生产在线的产品，所有的规格与都是按预定程序设计，有一点自由思想、出轨意识者，就被当做不合格品淘汰，因为体制机器只需要标准件。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年轻人在学校时比较单纯，可能真是一个爱党爱国主义者，但一进入社会后，则一定会碰壁，因为学校所教授的理念与社会现实相悖离，所谓共产主义理想马上被现实生活粉碎。有些年轻人则从小就处于人格分裂状态，比如现在连幼儿园生、小学生都知道要给老师送礼，学校教你做人要表里如一，但是身教则相反。学生要认识现实，唯有在走出校门踏入社会时，重新进行与学校教育完全相反的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

美国霸权与中国假想敌

问：可以跟我们谈谈美国霸权吗？

章：美国的制度肯定有其问题。福山曾发表《文明的终结》，认为美国式的民主最美好，不可能再有比它更优秀的新模式。可是这些年来，福山也开始转变立场，觉得美国的民主制度也出了问题。但我们就总体而言，民主可能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虽然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肯定亦存在各种问题。但它的优点在于具备修正错误、重新整合和自我完善的能力，比较之下，中国体制缺乏这种修复的能力。

谈及霸权，我们从不喜欢霸权，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反对两霸，一是苏联，一是美国，因为它们干预世界的事务太多，留下很多烂摊子，比如阿富汗、伊拉克，还有「阿拉伯之春」以后非洲出现的种种乱局，美国都应负上责任。推动美国干预诸多事务的背后原因在于利益，美国干预的这些地区拥有各种资源。每个国家制定国策都出于利益考虑，无异于人倾向利己，无可厚非。现时中国体制内部出现问题而急需一个假想敌，于是把矛头指向「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望能唤起国民爱国情绪，方便转移内部各种社会矛盾，使人民不要去恨体制与官僚。中共喜欢战时状态是有传统的，五十年代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进行社会整合，通过土改、镇反，实现社会一体化；通过统购统销控制了粮食、棉花等重要战略物资；通过三反、五反，在一九五六年控制了民族工商业权。回想起来，以上种种举措，不仅消灭了传统的文化精英，而且亦没有给农民真正的好处，所有资源被国家掌控，连同市场经济一并消灭。这些年经过改革开放，生产力确实有所提高，经济飞速增长，但是这些红利并没有被全民公平地共享，只是巩固了政府的霸权。

未得毛泽东真传

问：最近六中全会谈「习核心」（编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你指习总的任期会超过十年，何出此言？

章：因为已经没有退路，所以才走至这一步。大家时常将习先生与毛泽东作比较，认为二人很相似，我则觉得习先生未得毛氏真传。毛泽东在统治手法上最擅长借力使力，拨弄党内各派相斗，利用一派制衡另一派（例如利用高岗制衡刘少奇和周恩来、利用封疆大吏制衡中央领导层、利用中央文革制衡政治局等等），自己则担任仲裁角色，使所有错误都归于别人，自己总能安坐最高裁判者的地位。习先生则不同，不是利用矛盾，让各派系去互斗相争，而是事事亲力亲为，四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结果把各种矛盾聚焦到自身。毛泽东玩弄权术出神入化，后学者即便学到形似，学毛也只学得皮毛。

问：学习权术好吗？有必要学吗？

章：我们当然是不喜欢权术，但解读中国政治，不得不详加分析研究。权斗场上只有你死我活。欲继续掌权而不改变路数，一旦落败会输得很难看。十八大以前，中国政坛是团派、上海帮和太子党三派「三国演义」式的动态平衡，本来按团派的部署，总书记当另有人选，由于上海帮的抵制，双方相恃不下，习先生又有太子党为后盾，得以荣登大位。有人认为他坐收了渔人之利，其实是祸福相依，权力「击鼓传花」，把一个烫手山芋丢到了他手里。现时整个官僚体制，是一个与他对立的关系，现在反贪腐快到第五个年头，贪腐在中国是高潮与低潮的分别，不可能从制度上根本杜绝，其因在于一党专政下没有真正的第三方的监督，不论是议会抑或舆论监督都不存在，只靠中纪委自纠自察，有选择的反贪掩盖不了权力斗争的本质。

上海帮被反贪腐运动削弱以后，开始清算团派，如是则由「三国演义」变成「楚汉相争」，走上「一统江湖」的路数。近几年，太子党的内部也发生分化，金融是太子党的传统领地，但也遭到整肃，「不打横炮」、力挺「自己人」主政的共识渐成过去式。总而言之，三个主要派系都不是习先生的坚强后盾，他只能自己去重组一个班底。当年毛泽东有气场，能吸纳五湖四海的人来为自己抬轿，如今这种局面没出现。自立门派的「习家军」，用人圈子小，多系同乡、同学、旧部、旧识，这批人原先的职位普遍不高，忠诚度难以鉴别，且鲜有在中央全面工作的经验。这些徒众是否武林高手？有无能力维护江湖霸主的地位？

「号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很难改变，其因在于政治体制：腐败已成为国家机器的润滑剂，踏进体制就是为了升官发财，你不让我发财，我亦不为你做事；不干事就没有错，所以大家都不做。体制运转的速度愈来愈慢，近于停摆。

去中国化与去中共化

问：现在常常说去中国化，台湾有台独，香港有港独，有人说去中国化实际意义是去中共化，台湾和香港的年青人自然而来地从心底而来抵触中共，你有何看法？

章：两岸三地的政治人物，与青年一代不是同一类人。新生代是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其知识结构、思维模式，都有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如同网上购物，年轻人会率性地根据直观印象去选购商品，其思维模式可能倾向碎片化，不一定有严密的逻辑和理性。互网联让人成为自媒体，更多地带有张扬个性乃至自我表演的成分，与反个人主义、提倡集体主义的中共政权容易产生冲突，究其原因，是两者没有共同语言可以沟通。

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指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这个一个较为极端的比喻，但触到了重点。六四事件就是杀子文化的例子，你不服从就是忤逆，就是乱臣贼子，家长就要家法从事。现在政治领导人对于年轻人的态度，源出一辙。

尽管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尊重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利，但香港独立不可能成功，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香港的各种资源都是从大陆输出，香港有没有条件在中共的体制下独立？过去在大陆刚开放的时候，是大陆需要香港，现在大陆已经不太需要香港了。香港能成为亚洲金融中心，是因为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后闭关锁国，使上海丧失了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始能取而代之。如今上海已在努力经营，香港的地位今非昔比，中共更不在乎香港的自由民主。香港这些年的变化就像一个变脸过程，只是双方还没有完全撕破脸。过去卿卿我我谈情说爱，把你哄上床；如今则予取予求，任意实施家暴，还不许你提出离婚。陆港这桩婚姻的前景如何？此时仍在长期博弈中，谁改变谁还很难说。历史巨变的洪流中，思想文化也随之流动。近代以来，香港一直向大陆输出新思想、新理念，改良和革命的思潮皆经由港粤北上，文化北伐的流向，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仍绵延不绝，各种普世性的社会文化理念，通过香港的平台向大陆播迁，港人无须自暴自弃。

决绝对抗未必是唯一选择

问：你是在这个政权下成长，为什么在青年时代已经有反恶爸的意识？

章：我的前半生长期遭遇洗脑，但对洗脑的说教时常质疑，主要是得益于我父亲在独立思考方面的言传身教，但真正的思想解放还是在八十年代。关于促使年轻人在政治上成熟，我有过一点亲身体验。六四事件前我曾经是学生和政府之间的调停人，最终调停以失败收场。学生要政府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同时承认《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的旨意所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是错误的；如同孩子要家长承认他们是好孩子的同时，还要家长承认他自己是一位坏爸爸，前者尚有妥协余地，后者则注定使整件事以失败告终。痛定思痛，政府与学生都是同一种革命化教育模式的产物，都认为自己绝对正确、对方绝对错误，习惯于成王败寇的思维，拒绝妥协与共存。

互联网时代来临后，日本学者大前研一预言的「低智商社会」已经出现。互联网的优点是呈现多种的意见和分析，缺点是缺乏逻辑思维，思考呈碎片化，容易发生群体冲动；本意希望解决问题，最终却从立场上毁掉双方，连同改革的希望都被毁掉。现在香港年轻人提出港独，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家长很霸道，我要离家出走，但实际上未必具备可操作性。

我觉得年轻人要找到一种既能表达意见，又能实现自己主张的方式，决绝对抗未必是唯一的选择。从政治而言，改变需要步骤，没可能一次成功，不可能通过离家出走而令家长屈服。返观香港，我觉得年轻议员留在立法院继续发言，总比宣泄情绪的行为艺术有意义，现在则是捡一颗芝麻，把西瓜丢掉了，毕竟立法院的任期比宣誓重要，这是一个基于政治常识的基本判断。更重要的是，前辈的政治人物们需要与年青人有一个对话的平台，也许是立法院就是平台。这个社会将来是属于年轻人的，老年人终将引退，年轻人必定会登上舞台，掌握香港未来命运的还是年轻人。老年人必须认识到这一点，要给年轻人空间。

《明报月刊》2017年4月号

章立凡：相信文化自身的力量

相信文化自身的力量

章立凡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香港浸会大学成立60周年和《明报月刊》创刊50周年，分别可以追溯到两个历史节点：1956年和1966年。中国大陆在1956年发动了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今天的研讨会主题宏大——“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历史的变迁往往带来文化的重新组合。1956年发生了经济制度的巨变，10年后爆发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灾难，被称为“十年浩劫”。这就是制度与文化之间发生了问题，制度病了，文化也一定会有病。

熊十力悲鸣：“中国文化亡了！”

有这样一个历史场景：“文革”初期的上海，一位老人，身着旧长衫，腰间系着一根麻绳，在街头悲鸣：“中国文化亡了！”这位老人就是著名学者熊十力先生。熊先生在“文革”狂潮的冲击下，精神失常了。细想当时的中国大陆，又何尝不是一个巨大的疯人院？制度失常了，社会失常了，文化也失常了。与此同期，金庸先生在香港创立《明报月刊》，也是出于“存亡继绝”的精神，为中国文化保存血脉，传承薪火。

每一场历史巨变，都会波及到文化。例如《南渡北归》这本很有名的书，记述了1949年的历史转折点上，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以及他们后来的命运。1949年以后，中国文化的血脉实际上是南迁了，迁到了台湾，有一部分迁到了香港。例如傅斯年先生主持台湾大学，钱穆先生创立香港新亚书院，等等等等，这些文化变迁都是随着巨大的政治、社会变动而发生的。熊十力先生当年哀叹“中国文化亡了”，我们今天来看，其实中国文化没有亡。文化还是很顽强，每一场巨变之后文化都会有重组，都会重新找到出路。

我注意到一些著名的学者在历史变局中的文化思考，例如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有兼容性，主张“守旧开新”，守住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粹，同时要接受新的外来文化。唐君毅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具有农业社会的特点，且强调一元，排斥多元。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缺陷都有所反思。刚才刘再复先生讲到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境遇，我也有同感。在五四运动之后，胡适先生提倡“整理国故”，也就是在打倒孔家店之后，要重新反思文化。张申府先生也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要还原真正的孔子。

文化的融合与重组，有时是正面的，有时是负面的。历史上的外族入侵，也会带来文化的变迁。例如五胡乱华是一次很大的文化破坏，但士族南渡也有利于中原文化的播迁；异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为博大兼容的大唐盛世准备了条件。女真和蒙元的入侵，令两宋“典章文物，扫地都休”。在蒙元废墟上重建的大明王朝，承袭了前朝的文化专制，再无唐宋之气度风韵。满清入关以后，征服者剽悍的游牧文化，又逐渐被农耕文化融合消解。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其实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狭隘民族主义解读。

两位小学教师的“山寨版”改造

从清末开始，我们的文化所遭遇的问题，首先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传统农业文明被外来工商文明打败了，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运动在内忧外患的焦虑中启动，“中体西用”式的文化重组也同时发轫。其次是重组中发生两次变异，打乱了变局进程。第一次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第二次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后有两位小学教师，把外来的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改造为中国式的“山寨版”，以暴力革命建立政权并造成文化的颠覆。曾国藩所言“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其实对这两场颠覆都适用。

1949年后“一边倒”的国策，中断了“半盘西化”的文化重组，突变为“全盘苏化”。北方红色文化与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结合，长期占据庙堂。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向人类文明主流重新靠拢。中国告别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但至今未走出斯大林主义的阴影。当下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仍然是一个制度问题，即党文化（或曰政治文化）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新文化的关系问题，诸如：先秦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精神，宋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源自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观，以及五四以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新文化理念，等等……。面对当代的多元文化潮流，信仰危机中的一元化意识形态，还有没有力量将“我花开后百花杀”坚持到底？

“制度决定”还是“文化决定”？

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有人主张“制度决定论”，有人主张“文化决定论”，我认为制度与文化其实是互为因果的。制度有时会带来对文化的摧残与颠覆，但文化也会反过来影响制度。这种纠缠的关系从未间断过，也不大可能彻底终结，只不过是力量的彼此消长而已。制度与文化的互动始终存在。

最后归结到精神出路问题，钱穆先生曾谈到，中国文化在科技和宗教方面具有兼容性。当代中国人一直在分享科技文明进步的成果，从IT技术到机器人，科技文明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令我们的文化发生嬗变。历史上中国人一向是“以伦理为宗教”（梁启超语），缺乏宗教精神，但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得很成功，儒释道三教长期并存互补。近代以来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曾遭遇排斥和抵抗，但现在形势已然改观。

在巨大的历史变迁中，文化的融合与重组不可避免。近年，有不少人担心“文革”卷土重来，但我相信文化自身的力量。身处一个多元化的互联网时代，霸道的、“万山不许一溪奔”式的文化专制主义，实际上已不可持续。中国不可能永远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

（作者根据2016年11月2日在香港浸会大学“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提纲及录音整理重写）

《明报月刊》2016年12月号

章立凡：警惕“文革” 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警惕“文革” 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章立凡

2016年2月22日

今年将迎来“文革”五十周年，历史不断闪回。从几年前的重庆“红歌会”到今年的央视春晚，“文革”式重口味持续袭来。

权力指鹿为马的傲慢与偏见，激起公众强烈反弹，吐槽中有网民预测：这种强势造神秀只是热身，稍后必有重拳出手，应对历史和现实的问责。

元宵节还没过，一场快闪式媒体巡礼之后，在号称与北京文艺座谈会规格比肩的官媒大会上，党姓四十八字舆论导向组合拳正式登台设擂。

我在很多年前曾提出一个观点：毛泽东和中共既是一党专政体制的受益者，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债务，成为其自身长期历史行为的受害者。他们创立了一个斯大林主义的“互害”体制，而“文革”就是这一体制的现世报。其历史遗产包括：平均的贫穷、人为的仇恨、人口的爆炸和文化的毁灭。

这个根据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立起来的体制，没有永久的朋友，且永远在寻找和制造敌人。1949年打败了政治对手国民党，通过土改消灭了地主，就开始整肃盟友和自己人。整完了民族资产阶级再整民主党派，消灭了党外民主，党内民主也保不住。

残酷历史

实现一党专政的后果，是执政党须直接面对全民，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聚焦到党内，导致内斗连绵不绝。整掉了彭黄张周，“大跃进”折腾成大饥荒。七千人大会后，党内高层矛盾日益尖锐，最终酿成一场历时十年的空前浩劫——“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一辈子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自称“其乐无穷”。文革期间他还有句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完全是独夫口吻。为了干掉“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他不惜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投入绞肉机。

人们你斗我，我斗你，斗过他人，又被他人斗。抄家、批斗、文斗、武斗，夫妻、子女、父母、亲友相互告密揭发，图书、古籍、文物、古迹惨遭毁灭……正所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文明古国成了一座丧失理智的大疯人院，北京、湖南、广西等地都出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不仅普通百姓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很多“红二代”（包括当今中共总书记）的父辈们也未能幸免。

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董宝训、丁龙嘉：《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第1页；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第9页）

痛定思痛，1981年起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时，参与起草文件的亲历者们群情激愤。主持起草者是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一向被称为“左王”），也十分愤怒地控诉：“在全国范围停止了宪法和法律的作用，从国家主席到所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没有了，抄家、抓人、打人、斗争。这件事一定要讲，宪法和法律废除了，这是大事变，是不能容许的，一定要大书特书！侵犯了公民的权利，侵犯了党员的权利，党员停止组织生活，在群众中公开宣传多数服从少数。所有这些事情，说明‘文化大革命’是怎样荒谬绝伦，怎样叫人没法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了。”（胡乔木：《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0页。）

但这种清算“文革”的诉求，很快被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政治谋略所稀释。邓提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出于执政党利益的考虑，《决议》虽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对毛泽东作出了三七开的评价，小心翼翼地将毛的罪错从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去，保住了他作为中共开国领袖的脸面。但“毛泽东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立论，至今在逻辑上无从自洽。

反思“文革”

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尽管存在着阻力，对“文革”及其成因的反思和研究，尚能以一种不太高调的形式踏实行进。出版了与国史、中共党史和文革史有关的一批著作，例如“历史在这里沉思”、“1949-1989年的中国”、“40年国史反思”等系列丛书、《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庐山会议实录》、《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等专著和大事记，以及《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译著，1989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后，随着文化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以及相关文艺作品，逐渐成为禁区。巴金先生生前呼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至今无从实现。

在官修历史教科书中，“文革”的历史被淡化处理。初中教材涉及“文革”的内容仅为一章节，沿袭传统史学的“奸臣模式”，将文革定性为林彪、江青等一小撮野心家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刻意回避对始作俑者的历史问责。叙事笼统，缺乏细节，“红卫兵”、“知青上山下乡”等重要的关键词皆一笔带过，既没有量化的数据，更不敢触及十年浩劫的深层原因。青少年无法从教科书中获取对这场历史浩劫的准确认知。

“政府和人民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黑格尔语）。一党专政下的权力私相授受，当然跳不出中国历史的治乱周期率。当局坚持自身利益最大化、拒绝反思“文革”的恶果，不仅使经济起飞后的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同时令绞肉机式的“互害体制”得以延续，至今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建政以来成系列的“宫斗剧”，至少已播出了三季。

第一季，“文革”：以毛泽东借助林彪废黜刘少奇的宫廷政变始，历经扑朔迷离的副统帅林彪坠机事件，以华国锋联手叶剑英逮捕毛氏遗孀及其盟友的宫廷政变终。

第二季，“改革”：华国锋被迫下台，“老人干政”导致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被废黜，“垂廉听政”令弱主胡锦涛十年难有作为。

第三季，“打虎”：自2012年王立军出逃到薄熙来垮台入狱，历经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一众高官落马被囚，“宫斗剧”仍在继续……。

权力传棒到“红二代”手中，体制内对“文革”的态度，变得越发波诡云谲。作为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此群体中的很多人曾是当年的“老红卫兵”，运动初期扮演过加害者的角色，其本人或家庭后来又成为受害者，“文革”结束后再度成为体制的受益者。多数人对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怀有血缘情感，视毛泽东为团体的教父，尽管亲生父母和自身备受教父的苦整，可团体终究是团体，教父依然是教父。

这种角色的转换和利益的考量，使相当一部分人对第一个角色讳莫如深，拒绝反思和道歉。另一部分人主张深刻反思，以道歉求和解，避免社会的彻底撕裂。这种成本最低的“维稳”，至今未被众多同侪所理解。

文明与理性

“文化大革命”这场反人类反文明的历史倒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其所造成的文化、道德断裂，不仅令全社会咀嚼苦果，且历经几代人都难以修复。当下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是高官还是富豪，是“红二代”还是平头百姓，凡是从那场浩劫中幸存下来的亲历者，只要心智正常，绝不会希望“文革”重来。

曾国藩曰：“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近年御用的官媒写手们，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下，明目张胆地涂抹掩盖历史罪恶，竟然成了一件理直气壮的事。面对这类混淆黑白的妄人，史家尤须继承史德，秉笔直书，清算文革，坚持问责。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历史的修纂已不再是官府的专利，越来越多的民间亲历者，正以拼图式的勤奋书写，还原历史的真相；而一切伪史在信息互联的时代都变得不堪一击，随时可能被戳穿。

在国门紧锁、信息封闭的毛时代，造神运动容易成功。而在国门开放、信息多元的大数据时代，造神运动注定成为历史的笑柄。尽管毛泽东的幽灵徘徊未去，所谓“文革”重来仍像是一场皇帝新衣般的闹剧，在保持警惕的同时，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BBC中文网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6/02/160222_cr_culture_revolution_sign

章立凡：明月下的心灵流亡

明月下的心灵流亡

章立凡

被读者和作者以“明月”相称的《明报月刊》，即将迎来五十岁生日。回忆我与寿星的缘分，最可念想的是这皎皎明月，寄托了我的第一轮流亡感。

2013年11月12日，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日子。这天中午，多个门户网站的编辑急急发来信息：上峰指令，关闭我的博客和微博。但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一小时之内，我在新浪、腾讯、凤凰、网易、共识网、和讯等网站的博客、微博全部阵亡。同时被无理由封杀的，还有张千帆、张鸣两位教授，而这仅仅是为一场持续两年的网络大屠杀掀开了序幕……

所谓“焚书”与“坑儒”，目标都是屠杀思想。消灭一个以文字著述为业的知识分子，只须消灭其文字，即近于消灭其肉体。对于主管意识形态的高官而言，只消“闲话一句”。但“不教而诛谓之虐”，不敢明正典刑，偷偷摸摸搞暗杀，连以锻造文字狱名垂青史的明、清两代圣主们，都不好意思这么干。

将批评者锤炼成反对派，是一种最愚蠢的政治，这个事件这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我像一个幽灵，漂浮在自己的尸体上方，观看人们如何哀悼逝者并追忆其生平，颇有几分黑色幽默。被杀，至痛也，而捉摸不定的知识分子流亡感，竟于无意中得之。

赛义德说：“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 “对于受到迁就适应、唯唯诺诺、安然定居的奖赏所诱惑甚至围困、压制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是一种模式。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象、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赛义德：《知识分子论》）

此刻虽身寄帝都，一场在祖国土地上的心灵流亡已经开始。我很享受这难得的流亡快感，而欲与朋友和粉丝分享时，才发现自己如同电影《人鬼情未了》中那个被谋杀者的幽灵，洞悉各种阴谋和隐秘，却苦于阴阳相隔，无法将这一切告知自己的爱人。

“明月有情常照我”，在此节点上，潘耀明兄诚邀我为《明报月刊》撰稿。从那时起步的“月下流亡”，持续了将近一年。潘兄此举，犹如佛家之“中阴救度”，功德无量。我至今仍云游于世间各华文媒体，体验着流亡中的自在。

检点两年来的流亡文稿，发现一旦摆脱言论桎梏而成为边缘人，语境、视角和视野都与往昔不同。首先，可以洒脱地直抒己见，无须曲折表达外加自我审查，一再委屈良知；其次，以一个局外人的客观视角，不群不党，中立研判变化中的中国与世界；其三，立足并超越自身的专业，在大历史的视野中观察解析现实，探寻成因和规律。

五十年前，金庸先生创办《明报月刊》，存亡继绝，传承文化薪火。同年“文革”爆发，神州陆沉，文脉断裂，作俑者人心丧尽。五十年后历史轮回，重闻“文革”叩门。值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若不能上惕历史规律，下顺世界潮流，中察人心所向，则党亡政息，其祸不远。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明报月刊》二〇一六年一月号

章立凡点评“习马会”：相互以对方为棋子，在自己的棋盘上博弈

专访："习马会是双方棋盘上的棋子"

台湾总统马英九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的会面，将是海峡两岸最高领导人首次会晤。中国政治和历史学者章立凡就此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

德国之声：马英九早就提出过与习近平会面的愿望，包括在2014年利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晤的机会，但北京方面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您认为现在有了更合适的时机吗？

章立凡：我觉得恐怕不是时机成熟不成熟的问题，而是国民党有可能败选。北京可能觉得要调整对台湾和国民党的关系。我想习马会的背景可能是双方都有这样的政治需要，都需要与对方有所交待。

从马英九方面看，他已经是一只"跛鸭"，是快要下台的领导人。目前选战形势对国民党很不利，未来在台湾执政的可能是一个有台独倾向的政府。中共当然有他的担忧，而马英九的担忧，我想有一点是国民党会不会就此江河日下，他下台以后国民党怎么办？他可能想跟习先生磋商。另外，马英九在任期间，在两岸、两党（国共）关系上一直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政治空间。迄今为止大陆只是和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关系比较热络。马英九应该是想为自己下台后预设一个空间。基于这两点需要，他很希望和习见面。

习近平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言论：两岸统一问题不能永远拖下去。从他上台以后的各种表现来看，他可能有在任内或政治生命有效期内实现统一的雄心。此外，他还有一种对历史场景的仪式化的偏爱，喜欢利用历史场景，穿上一些当年的服装来重演历史场面，比如文艺座谈会、新古田会议等。他想留下一个历史镜头，建立历史功业。

德国之声：台湾舆论认为，马英九和习近平的会晤对国民党的选情也有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后者会被指责亲中。

章立凡：以往在选战的关键时刻，大陆举行军演等威慑性的举动都是帮了绿营的忙。这次虽然不会重复这样的错误，但（会晤）结果会是怎样，的确很难预料，因为国民党一直被部分人指责出卖台湾。还是要看双方会谈的内容，以及有怎样的公开表态。

德国之声：选择新加坡作为会晤的地点，除了这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以外，还有什么特别的考虑？

章立凡：新加坡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地点。大陆和台湾都比较认同新加坡。大陆高层尤其欣赏所谓的新加坡模式--既是威权主义，又能把经济搞上去，社会也管控得比较好，能打压反对党的一种机制。在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对两岸的接触起到过关键的作用，与台湾的关系也很好。所以新加坡对于两岸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东道主。

德国之声：您认为这次会面主要是象征性的意义？

章立凡：我想不会有太实质的东西。因为马英九可能左右不了台湾今后的形势。他给人感觉不是一个很有格局的领导人，也缺乏开创性。我并不认为这次会见能给两岸关系带来什么突破，这很难做到。特别是在台湾面临大选的情况下，除非中共释放较多的善意。但我觉得总体上，现在中共是在向外扩张，经常制造一些紧张形势，包括在南海、东海、在中美关系，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上都是如此。在台湾问题上，能否做出释放善意姿态是关键的，那就要看政治领导人的智慧了。

德国之声：如果说中国现在在国际关系上处于一种"攻势"，那么北京未来对台湾的政策会如何发展？

章立凡：首先要看台湾大选的结果。如果绿营当选，能继续维持两岸现状，不做触动中共底线的事，海峡两岸也许可以保持和平。如果绿营作出让中共无法接受的举动，不能排除爆发军事介入的可能。大陆军方的躁动，或在政治上迫切地需要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都可能激化两岸的矛盾。

所以未来北京如何跟可能上台的民进党政府打交道，是更关键的问题。当然如果国民党继续坚持他们的统一理念的话，中共是会继续支持国民党的。现在大陆也是两头下注，大家互相拿对方当棋子，在自己的棋盘上下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