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相信文化自身的力量

相信文化自身的力量

章立凡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香港浸会大学成立60周年和《明报月刊》创刊50周年，分别可以追溯到两个历史节点：1956年和1966年。中国大陆在1956年发动了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今天的研讨会主题宏大——“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历史的变迁往往带来文化的重新组合。1956年发生了经济制度的巨变，10年后爆发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灾难，被称为“十年浩劫”。这就是制度与文化之间发生了问题，制度病了，文化也一定会有病。

熊十力悲鸣：“中国文化亡了！”

有这样一个历史场景：“文革”初期的上海，一位老人，身着旧长衫，腰间系着一根麻绳，在街头悲鸣：“中国文化亡了！”这位老人就是著名学者熊十力先生。熊先生在“文革”狂潮的冲击下，精神失常了。细想当时的中国大陆，又何尝不是一个巨大的疯人院？制度失常了，社会失常了，文化也失常了。与此同期，金庸先生在香港创立《明报月刊》，也是出于“存亡继绝”的精神，为中国文化保存血脉，传承薪火。

每一场历史巨变，都会波及到文化。例如《南渡北归》这本很有名的书，记述了1949年的历史转折点上，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以及他们后来的命运。1949年以后，中国文化的血脉实际上是南迁了，迁到了台湾，有一部分迁到了香港。例如傅斯年先生主持台湾大学，钱穆先生创立香港新亚书院，等等等等，这些文化变迁都是随着巨大的政治、社会变动而发生的。熊十力先生当年哀叹“中国文化亡了”，我们今天来看，其实中国文化没有亡。文化还是很顽强，每一场巨变之后文化都会有重组，都会重新找到出路。

我注意到一些著名的学者在历史变局中的文化思考，例如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有兼容性，主张“守旧开新”，守住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粹，同时要接受新的外来文化。唐君毅先生指出，中国文化具有农业社会的特点，且强调一元，排斥多元。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缺陷都有所反思。刚才刘再复先生讲到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境遇，我也有同感。在五四运动之后，胡适先生提倡“整理国故”，也就是在打倒孔家店之后，要重新反思文化。张申府先生也提出要“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要还原真正的孔子。

文化的融合与重组，有时是正面的，有时是负面的。历史上的外族入侵，也会带来文化的变迁。例如五胡乱华是一次很大的文化破坏，但士族南渡也有利于中原文化的播迁；异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为博大兼容的大唐盛世准备了条件。女真和蒙元的入侵，令两宋“典章文物，扫地都休”。在蒙元废墟上重建的大明王朝，承袭了前朝的文化专制，再无唐宋之气度风韵。满清入关以后，征服者剽悍的游牧文化，又逐渐被农耕文化融合消解。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其实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狭隘民族主义解读。

两位小学教师的“山寨版”改造

从清末开始，我们的文化所遭遇的问题，首先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传统农业文明被外来工商文明打败了，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运动在内忧外患的焦虑中启动，“中体西用”式的文化重组也同时发轫。其次是重组中发生两次变异，打乱了变局进程。第一次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第二次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后有两位小学教师，把外来的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改造为中国式的“山寨版”，以暴力革命建立政权并造成文化的颠覆。曾国藩所言“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其实对这两场颠覆都适用。

1949年后“一边倒”的国策，中断了“半盘西化”的文化重组，突变为“全盘苏化”。北方红色文化与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结合，长期占据庙堂。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向人类文明主流重新靠拢。中国告别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但至今未走出斯大林主义的阴影。当下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仍然是一个制度问题，即党文化（或曰政治文化）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新文化的关系问题，诸如：先秦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精神，宋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源自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观，以及五四以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新文化理念，等等……。面对当代的多元文化潮流，信仰危机中的一元化意识形态，还有没有力量将“我花开后百花杀”坚持到底？

“制度决定”还是“文化决定”？

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有人主张“制度决定论”，有人主张“文化决定论”，我认为制度与文化其实是互为因果的。制度有时会带来对文化的摧残与颠覆，但文化也会反过来影响制度。这种纠缠的关系从未间断过，也不大可能彻底终结，只不过是力量的彼此消长而已。制度与文化的互动始终存在。

最后归结到精神出路问题，钱穆先生曾谈到，中国文化在科技和宗教方面具有兼容性。当代中国人一直在分享科技文明进步的成果，从IT技术到机器人，科技文明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令我们的文化发生嬗变。历史上中国人一向是“以伦理为宗教”（梁启超语），缺乏宗教精神，但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得很成功，儒释道三教长期并存互补。近代以来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曾遭遇排斥和抵抗，但现在形势已然改观。

在巨大的历史变迁中，文化的融合与重组不可避免。近年，有不少人担心“文革”卷土重来，但我相信文化自身的力量。身处一个多元化的互联网时代，霸道的、“万山不许一溪奔”式的文化专制主义，实际上已不可持续。中国不可能永远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

（作者根据2016年11月2日在香港浸会大学“中国文化的精神出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提纲及录音整理重写）

《明报月刊》2016年12月号

章立凡：警惕“文革” 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警惕“文革” 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章立凡

2016年2月22日

今年将迎来“文革”五十周年，历史不断闪回。从几年前的重庆“红歌会”到今年的央视春晚，“文革”式重口味持续袭来。

权力指鹿为马的傲慢与偏见，激起公众强烈反弹，吐槽中有网民预测：这种强势造神秀只是热身，稍后必有重拳出手，应对历史和现实的问责。

元宵节还没过，一场快闪式媒体巡礼之后，在号称与北京文艺座谈会规格比肩的官媒大会上，党姓四十八字舆论导向组合拳正式登台设擂。

我在很多年前曾提出一个观点：毛泽东和中共既是一党专政体制的受益者，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债务，成为其自身长期历史行为的受害者。他们创立了一个斯大林主义的“互害”体制，而“文革”就是这一体制的现世报。其历史遗产包括：平均的贫穷、人为的仇恨、人口的爆炸和文化的毁灭。

这个根据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立起来的体制，没有永久的朋友，且永远在寻找和制造敌人。1949年打败了政治对手国民党，通过土改消灭了地主，就开始整肃盟友和自己人。整完了民族资产阶级再整民主党派，消灭了党外民主，党内民主也保不住。

残酷历史

实现一党专政的后果，是执政党须直接面对全民，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聚焦到党内，导致内斗连绵不绝。整掉了彭黄张周，“大跃进”折腾成大饥荒。七千人大会后，党内高层矛盾日益尖锐，最终酿成一场历时十年的空前浩劫——“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一辈子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自称“其乐无穷”。文革期间他还有句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完全是独夫口吻。为了干掉“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他不惜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投入绞肉机。

人们你斗我，我斗你，斗过他人，又被他人斗。抄家、批斗、文斗、武斗，夫妻、子女、父母、亲友相互告密揭发，图书、古籍、文物、古迹惨遭毁灭……正所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文明古国成了一座丧失理智的大疯人院，北京、湖南、广西等地都出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不仅普通百姓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很多“红二代”（包括当今中共总书记）的父辈们也未能幸免。

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董宝训、丁龙嘉：《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第1页；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第9页）

痛定思痛，1981年起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时，参与起草文件的亲历者们群情激愤。主持起草者是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一向被称为“左王”），也十分愤怒地控诉：“在全国范围停止了宪法和法律的作用，从国家主席到所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没有了，抄家、抓人、打人、斗争。这件事一定要讲，宪法和法律废除了，这是大事变，是不能容许的，一定要大书特书！侵犯了公民的权利，侵犯了党员的权利，党员停止组织生活，在群众中公开宣传多数服从少数。所有这些事情，说明‘文化大革命’是怎样荒谬绝伦，怎样叫人没法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了。”（胡乔木：《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0页。）

但这种清算“文革”的诉求，很快被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政治谋略所稀释。邓提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出于执政党利益的考虑，《决议》虽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对毛泽东作出了三七开的评价，小心翼翼地将毛的罪错从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去，保住了他作为中共开国领袖的脸面。但“毛泽东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立论，至今在逻辑上无从自洽。

反思“文革”

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尽管存在着阻力，对“文革”及其成因的反思和研究，尚能以一种不太高调的形式踏实行进。出版了与国史、中共党史和文革史有关的一批著作，例如“历史在这里沉思”、“1949-1989年的中国”、“40年国史反思”等系列丛书、《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庐山会议实录》、《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等专著和大事记，以及《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译著，1989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后，随着文化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以及相关文艺作品，逐渐成为禁区。巴金先生生前呼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至今无从实现。

在官修历史教科书中，“文革”的历史被淡化处理。初中教材涉及“文革”的内容仅为一章节，沿袭传统史学的“奸臣模式”，将文革定性为林彪、江青等一小撮野心家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刻意回避对始作俑者的历史问责。叙事笼统，缺乏细节，“红卫兵”、“知青上山下乡”等重要的关键词皆一笔带过，既没有量化的数据，更不敢触及十年浩劫的深层原因。青少年无法从教科书中获取对这场历史浩劫的准确认知。

“政府和人民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黑格尔语）。一党专政下的权力私相授受，当然跳不出中国历史的治乱周期率。当局坚持自身利益最大化、拒绝反思“文革”的恶果，不仅使经济起飞后的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同时令绞肉机式的“互害体制”得以延续，至今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建政以来成系列的“宫斗剧”，至少已播出了三季。

第一季，“文革”：以毛泽东借助林彪废黜刘少奇的宫廷政变始，历经扑朔迷离的副统帅林彪坠机事件，以华国锋联手叶剑英逮捕毛氏遗孀及其盟友的宫廷政变终。

第二季，“改革”：华国锋被迫下台，“老人干政”导致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被废黜，“垂廉听政”令弱主胡锦涛十年难有作为。

第三季，“打虎”：自2012年王立军出逃到薄熙来垮台入狱，历经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一众高官落马被囚，“宫斗剧”仍在继续……。

权力传棒到“红二代”手中，体制内对“文革”的态度，变得越发波诡云谲。作为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此群体中的很多人曾是当年的“老红卫兵”，运动初期扮演过加害者的角色，其本人或家庭后来又成为受害者，“文革”结束后再度成为体制的受益者。多数人对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怀有血缘情感，视毛泽东为团体的教父，尽管亲生父母和自身备受教父的苦整，可团体终究是团体，教父依然是教父。

这种角色的转换和利益的考量，使相当一部分人对第一个角色讳莫如深，拒绝反思和道歉。另一部分人主张深刻反思，以道歉求和解，避免社会的彻底撕裂。这种成本最低的“维稳”，至今未被众多同侪所理解。

文明与理性

“文化大革命”这场反人类反文明的历史倒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其所造成的文化、道德断裂，不仅令全社会咀嚼苦果，且历经几代人都难以修复。当下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是高官还是富豪，是“红二代”还是平头百姓，凡是从那场浩劫中幸存下来的亲历者，只要心智正常，绝不会希望“文革”重来。

曾国藩曰：“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近年御用的官媒写手们，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下，明目张胆地涂抹掩盖历史罪恶，竟然成了一件理直气壮的事。面对这类混淆黑白的妄人，史家尤须继承史德，秉笔直书，清算文革，坚持问责。

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历史的修纂已不再是官府的专利，越来越多的民间亲历者，正以拼图式的勤奋书写，还原历史的真相；而一切伪史在信息互联的时代都变得不堪一击，随时可能被戳穿。

在国门紧锁、信息封闭的毛时代，造神运动容易成功。而在国门开放、信息多元的大数据时代，造神运动注定成为历史的笑柄。尽管毛泽东的幽灵徘徊未去，所谓“文革”重来仍像是一场皇帝新衣般的闹剧，在保持警惕的同时，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BBC中文网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6/02/160222_cr_culture_revolution_sign

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

 

 

 章立凡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1月16日 12:19 PM

 

“毛诞节”刚过，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博士声泪俱下的道歉，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赞成、反对、感动、冷漠、质疑、不屑、嘲讽…… 各种腔调的声音不绝于耳。

 

宋彬彬之所以成为“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是因为她曾与好几个“第一”沾边：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成为“文革”中全国因武斗致死的第一位受害者；该校因而成为第一个打死老师的学校；当时宋彬彬是该校“革命师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她在8月18日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作为第一个有名有姓的红卫兵人物，被媒体广泛报道。伟大领袖对宋彬彬“要武嘛”的“最高暗示”，激发了第一轮武斗和抄家狂潮，从北京蔓延至全国，史称“红八月”。这场有组织的暴行，得到了高层的支持和纵容。据官方不完全统计，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就打死了1772人。

 

在重大历史节点上的短暂亮相，给世人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被权力利用过后，“宋要武”成为那个暴力年代的一个历史符号，如影随形伴随着宋彬彬的人生。

 

“文革”结束后，赴美留学并工作的宋彬彬，不断遭遇历史聚焦：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者王友琴博士撰文，认为宋彬彬等对卞仲耘之死负有责任；卞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至今未接受宋的道歉…… 四面楚歌的宋彬彬，多年来一直在不同的场合为自己辩白。同时不断有人暗示：打死卞仲耘的主凶，比宋彬彬的家庭更有背景，她是在代人受过。刘进、叶维丽、冯敬兰等校友自发组成的“八.五事件”调查组，将责任指向了本校高一3班的少数干部子女。

 

首先须肯定：一个人到了晚年，对于年轻时犯下的过错乃至罪愆，道歉比不道歉好。

 

其次要等待：受害者卞仲耘老师的家人是否接受道歉？他们并没有出现在道歉会场，态度至今不得而知。

其三需思考：到目前为止，卞仲耘之死仍是一个“葫芦案”。宋彬彬不止一次地道歉，同时也是在切割责任（她认领的是“道德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把球踢到了另一些人的脚下。留下的思考题是——直接的打人真凶是哪些人？

 

道歉会通过老教师及一位受害者子女之口，表达了对宋彬彬等人的谅解，且指打人者当时是未成年人，从法定年龄上不承担法律责任。调查组在距真相一步之遥处裹足不前，不愿说出虐杀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她们早已是成年人）。时至今日未能还老校长一个公道，令这场校友内部调查的公信力打了折扣。

 

共和国的同龄人有句口头禅——“青春无悔”。至今尚未见哪位手上沾过血的人，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按照“法不责众”的“国民性”传统陋规，国人对于参与集体犯罪，历来缺乏道德上的反省，认为“大家一起沾血”的恶事可以免责，这也是那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时代里政治运动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在“文革”祭坛上的千千万万个冤魂中，卞仲耘校长只是其中之一，她被自己按体制设计教育出来的学生夺去了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宋彬彬打死人的直接证据。若要她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当然是一种不公；更大的不公则在于：大规模集体犯罪的主使人、十年浩劫的发动者，刚刚接受过最高规格的祭祀荣典。

 

体制的暴力基因，潜伏于从湖南农民运动、苏区“肃反”到土改运动、镇反运动的历史血脉之中。在一种互害体制下，宋彬彬等“红二代”及其家族同样没有安全感，他们既是体制的受益者，又随时可能成为受害者；或许后来重新成为受益者，而其精神救赎之路则漫漫其修远……

 

曾长期居住在以基督教文明为主、认同普世价值的国度，难免耳濡目染，接受忏悔文化。宋彬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希望通过道歉“促进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远”，“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

 

以陈小鲁、宋彬彬等为代表的部分红二代，虽早已不在权力中心，但从血缘感情出发，仍希望父辈创立的红色政权长治久安，提防“文革”卷土重来。从不断自辩到促进反思，以道歉求和解，避免社会的彻底撕裂，当然是一种最明智、成本最低的维稳，可惜尚未被主政者及诸多红色家族所理解。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对这场浩劫的受害者，至今未见官方有公开的正式道歉。以“真相”“反思”“和解”为基调的女附中道歉会，本应是一场政府主导的社会行动，可惜与主旋律不同调。近年为了强调一贯的“伟大、光荣、正确”，又出现了新的“两个凡是”：凡是对“两个三十年”历史的还原和认真反思，难免被扣上“否定党史、歪曲国史”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口诛笔伐，对历史真相的恐惧深入骨髓。

 

翻开沉重的历史：从卞仲耘到北京市被打死的1772条人命，从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的大屠杀到广西的吃人狂潮，还有多少人道主义灾难的真相尚未揭开？“文革”“反右”等政治运动和重大历史事件，到底整死、杀死了多少人？三年大饥荒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这些历史的债务并非“虚无”，岂是区区一句“历史虚无主义”即可风吹云散？

 

某历史责任人说过：“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纵观二十五史，历代君主下罪己诏或不下数百道，多数没有遭遇亡国；而不知悔悟的独夫民贼，却颇有亡国的先例。若出于对“亡党亡国”的病态恐惧，乃致讳疾忌医，连以往的政治得失都不允许检讨了，可不像是谋求千秋万代的节奏。

 

不久前逝世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在图图大主教的提议下，于1995年签署《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成立由独立人士组成的社会调解组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弄清过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其任务如下：

 

一是，全面地调查自1960年3月1日至1994年5月10日这段历史时期内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

 

二是，让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

 

三是，考虑对那些服从政治指令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

 

现代社会中负责任的政府，不会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清理历史的负资产，就国家历史上对公民造成的伤害作出道歉和赔偿，促进全社会的和解，是执政者的道义和担当。美国政府曾就历史上对印第安人、黑人、华工、日裔公民的伤害，先后作出道歉及赔偿。海峡对岸的国民党也身先垂范，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每年都会出席“二二八事件”的纪念仪式，向已平反的受难者及其家属鞠躬致歉。

 

女附中道歉会的纪事中有这样一段话，未知主政者作何解读：

 

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没有反思，就没有道歉。道歉是铭记历史、寻求和解的开始。

 

2014年1月16日 风雨读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