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香港需要“颜色革命”吗？

香港需要“颜色革命”吗？

章立凡

今年8月，前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陈佐洱会长发表谈话，指香港“占领中环”行动为港版 “颜色革命”。此后的两个月间，中共治港官员、海内外党媒和亲共媒体同仇敌忾，高调指责“外部势力”企图在香港发动“颜色革命”。

香港学联、学民思潮在10月11日致习近平主席公开信中，对此予以否认：“香港发展至今的占领运动，绝非颜色革命，而是港人争取民主的运动。”而香港特首梁振英10月12日也表示，他没有这样定性，但认为运动已失控；前港区人大代表吴康民则在《明报》撰文，称“颜色革命，言重了”。梁、吴的言论，显然与陈佐洱等人的“阴谋论”不同调。

什么是“颜色革命”？“维基百科”定义如下：

颜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又称花朵革命，是指20世纪末期开始的一系列发生在中亚、东欧独联体国家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而且这些运动有向包括中东的一些地区在内的地方蔓延的趋势。参与者们通常通过非暴力手段来抵制控制着他们国家的独裁政府以及思想控制，拥护他们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他们通常采用一种特别的颜色或者花朵来作为他们的标志。

大陆“百度百科”的解释与此雷同，只是强调“这些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活动，背后一般都有外部势力插手的因素”。

香港“占中”运动的政治诉求，仅限于抵制港府政改方案及人大常委会决定，并无任何“政权变更”的要求，即便是呼吁特首下台，也不等于要变更香港政府；即便是声请人大常委会收回成命，也不等于要变更中央政府。至于是否“抵制控制着他们国家的独裁政府以及思想控制”，至少到目前为止，香港特区政府既算不上“独裁政府”也无权控制国家，中央政府也不会承认自己独裁。

只有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先生的专政理论，政府才有可能与“独裁”挂钩，因为中文里的“专政”“独裁”二词，在英文里同为“Dictatership”；也只有按王院长的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的论断，香港才可能出现推翻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

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享受着这样自由惬意的制度，香港人有必要发动一场“颜色革命”来推翻它吗？将香港人维护“一国两制”的公民抗命解读为“颜色革命”，既找不到“革命主体”，更不存在“革命对象”。

与香港的合法登记的政党相比，某些驻港机构和人物更像是潜伏于地下的“革命党”，从事着破坏香港基本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动，肆无忌惮地克隆一党专政的“革命细胞”，甚至不惜动用黑社会手段达到目的。号称“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仅仅十七年就被折腾得面目全非。对香港本地社会而言，他们才是最强势的“外部势力”。

以过时的冷战思维炒作各种“阴谋论”，将一切地方性事件归咎于“外部势力”，是大陆官僚们推卸自身责任时的惯用手法。所谓港版“颜色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指鹿为马的伪命题。

                                2014年11月1日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k-color-revolution-20141104/2508455.html?page=1#relatedInfoContainer

章立凡：失去学生，将失去未来——谈香港占中运动与中共前途

失去学生，将失去未来

    ——谈香港占中运动与中共前途

    2014-09-29

    来源:  苹果日报  作者: 章立凡

    身 处互联网时代的地球村，资讯以几何级数的方式互动，或可导致历史进程的加速。中国领导人未来面临的最大噩梦，或许是内外政治、经济、社会资讯互动形成的骨 牌效应。一周前我给一家杂志撰文，指出一国两制本来是邓小平为台海两岸统一而设计，香港是做给台湾看的政治样板。由于大陆官僚的傲慢与偏见，香港样板经营 无方，一国两制将不被台湾认同，毁掉香港的前途和一国两制，有一群人应该为此负责。

    形势比人强，文章尚未刊出，形势就走到了前 面：前天，北京当局重提一国两制的话音刚落，台湾朝野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拒绝，理由就是香港的现状。昨晨，以占领中环为旗帜的香港公民运动正式启动。与此 同时，北朝鲜的政局出现了异常征象。这几件事同时发生，显然不是艰苦权斗中的中共领导人所希望出现的局面。

    2009年2月，在清 华大学“社会溃败论”研讨会上，我曾提出一个“三条曲线”的命题：若将中国的问题制成图表，可以用三条曲线表示，一是经济，二是政治，三是社会情绪，如果 三条曲线的走势有错峰，没有同时到达临界点，社会或许处于溃败状态；如果三条曲线同时到达临界点，很可能出现动荡，甚至是崩盘。

    今 年中国经济未能遏制下行走势，9月24日，国际知名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因最新的资料及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后劲不足，该行将中国2015年经济增长年率预期从此前的7.6%下调至7.1%， 并预计中国2016年至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在6.7%左右。

    政治和社情的曲线同样不容乐观。执政党“专政为体，改革为用”，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曾带动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政治改革长期停摆，不仅未实现早年的民主承诺，还造成了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广大民众并 未分享到三十年来的改革红利，社会两极分化加剧。

    当下，高层以“打虎”反贪为旗号的权力斗争难解难分，民众虽乐于围观，但任何政治参与或维权的行动，都会受到严厉打压。周永康的倒台，并不意味着维稳的执政思路有任何松动。

    对 北京当局而言，如果香港的公民抗争重演1989年六四的危局，如果朝鲜的金家独裁政权突然崩溃，如果这种政治冲击波通过互联网迅速传导，在大陆引发“阿拉 伯之春”式的骨牌效应，后果将不堪设想。内外形势的互动，很可能再度将当局逼到墙角（至少他们自己会这样认为）。

    如果他们不具备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的妥协传统和政治智慧，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回归丛林法则。为防止内外资讯互动造成“颠覆性错误”，相信一定会以最凌厉的手段取缔占中，由此产生的任何国际环境压力，都将在所不计。

    视天下为战利品，是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传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共的基本历史经验。按照这套逻辑：既然天下不是选出来的，而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就只有用枪杆子来捍卫。这也是“数人头”（民选）与“砍人头”（专政）的根本区别。

    2006年我曾撰文谈近代以来大陆与香港互动关系。指出香港的亚洲小龙地位，实奠定于1949年后大陆国策的失误；且认为香港和台湾，都是大陆民主政治的实验场。“大陆与香港，究竟谁影响谁，还得继续走着瞧……”。

    面对香港广场上的莘莘学子，唤起了公众25年前天安门广场的血腥记忆；最担心失去的，往往是最容易失去的；为避免失误，或许会招致更大的失误；谁失去了青年，谁将失去未来。香港占中，考验的不仅仅是香港人，更是中共当局的政治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