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5日星期一

章立凡:逮捕“四人帮”是毛泽东的生前部署吗?

历史

逮捕“四人帮”是毛泽东的生前部署吗?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正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剧中“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于1976年10月6日被捕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所开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说:“抓捕‘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布置下的”。

这句台词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抓捕“四人帮”发生于毛泽东去世之后,由华国锋主导,剧中说法被指有违史实。该剧总编剧、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邓小平研究专家龙平平在新华网回应称剧本之所以写出“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是有“红头文件”依据的,“1975年5月,毛主席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因而龙平平认为华国锋在当时场合下说是“毛主席生前部署”,是合理的。

据龙平平介绍,之所以把这个编剧任务交给中央文献研究室, 是因为第三编研部职能就是“编辑邓小平同志著作,撰写其年谱传记,研究其思想生平”的,他本人已研究邓小平同志30多年。第三编研部过去就叫“邓小平研究 组”,现在有不到20人,都是“拿工资专门研究邓小平”的职业研究者。邓小平文选、著作等都出自该部门,过去反映邓小平的影视作品也大多由该部门参与创作。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期,被当作“刘、邓资产阶级司令 部”二号人物打倒。1971年林彪坠机事件后,邓复出并被毛泽东委以重任,执掌党政军大权,成了“四人帮”的主要政治对手。1976年春,他再度被毛发动 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打倒。“四人帮”垮台后,邓再度复出推动改革开放,开创了新的历史时代。逮捕“四人帮”事件,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 转捩点。历史不容戏说,毛泽东生前究竟有没有布置这场“捉妻大戏”?不可不详加辨正。

 “反经验主义”的两桩党史公案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台词所依据的“红头文件”,是《中 共中央通知》(中发[1976]16号)。查阅原件,内容为通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下发时间为1976年10月18日,距逮 捕四人帮仅12天。文件罗列了1974年以来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其中龙平平所引用的“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 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句话,出自1975年5月3日毛在政治局会议的谈话,但这句话的前面,还有毛泽东在同一场合的不少谈话内容: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 评他们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毛主席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 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毛主席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 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上述谈话内容,后来被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其中提及的“反经验主义”源于中共党史上的一桩历史公案,是这次谈话的重要背景。

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 追述:“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一是为会议起草‘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 二是写了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又称“九篇文章”)。”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被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 条统治的帮凶”,在党内高层受到严厉批判斗争。据胡乔木记述:“1974年6月,毛主席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并将其中有关称赞少奇同志的内 容全部删掉,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

根据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博览》杂志的《“四人帮”批“经 验主义”始末》一文,1975年3月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反“经验主 义”的必要性。同日,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 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说:“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1971年林彪坠机事件后,高层权力斗争热点转移。从批外 交部“投降主义”到“批林批孔”夹带“批周公”、“批走后门”,周恩来压力逐渐增大,工作中一再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和“文革派”的攻击。邓小平1973年复 出后,开始分担周的工作。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代替身患癌症的周恩来主持党政日常 工作,在各个领域全面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与江青等“文革派”摩擦不断。

江青、张春桥等在毛的支持下批判“经验主义”,斗争矛头直指周恩来,也与邓小平主持下的全面整顿工作发生了冲突。

毛泽东谈话的主旨是平衡高层矛盾

1975年4月18日,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后, 向毛反映江青等大批 “经验主义”的情况,邓明确表示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为了平衡矛盾,表示同意他的意见。4月23日,毛在姚文元转呈的新华社《关于 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数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为盼。

根据毛泽东这一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开会,周 恩来抱病出席。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严厉批评江青、张春桥等反“经验主义”言论,并对1973年11月21日至12月初,江青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第 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其他宗派活动,提出了尖锐质问,江青被迫检讨。会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致信毛泽东: “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江青也打电话向毛告状,接电话的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生活秘 书张玉凤,据她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姚文元控制的《红旗》杂志5月1日发表文章,改称要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1975年5月3日深夜,政治局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开会。会议记录全文至今尚未公开,关于毛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披露了比1976年“红头文件”更多的内容: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 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 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引者注),文元 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指‘四人帮’授意下写出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引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 主义都没有, 没有说教条主义。”

“其他的事情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另据上述《党史博览》杂志文章,毛还有如下说法:“你们只 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 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一篇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文章,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纵观毛泽东上述发言,首先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承认自己失 察,分担了反“经验主义”的责任;其次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各打五十大板——“都是修正马列主义”;三是提出解决办法:“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 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四是定性: “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最点穴一句话是“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 讲明白。”毛泽东举重若轻,将江青“个人自作主张”引发的各种事端,圈定在“我看问题不大”的党内违纪范畴;至于“不要小题大做”,当然是在讽示邓小平、 叶剑英等人不看僧面看佛面,适可而止;所谓“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其实就是问题“讲明白”之 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看毛泽东晚年与江青的关系

毛泽东一生善于利用矛盾,在党内始终居于最高精神领袖和仲 裁者的地位。晚年经历了林彪事件的打击后,渐感力不从心,却不得不将这种角色扮演下去。他被迫品尝自制的苦果:在两套接班人体制上作艰难的选择。一派是以 邓小平为代表的务实派领导层,致力于现代化经济建设,但不大理会毛的乌托邦思想;另一派是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坚持毛式乌托邦主义,但无助于现代化目 标的实现。

检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自1973年11月 至1976年3月,有关江青的信件、批语和谈话共计20处(另有3处对文艺工作的非点名批评未计在内)。其中收入《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的八处,收入 《给江青的信和批语》的八处,收入其他篇目的四处。这20处评语中,以书信和批语私下劝诫、抚慰的11处(其中四处有阻止江青探望自己的内容),用谈话、 文件批示等方式的批评九处。该书的“出版说明”称:“未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不编入这部文献集”,而上述内容中,至少有三处毛与表侄孙女王海 容、时任英文翻译的唐闻生的谈话片断,出自毛逝世后王、唐二人的揭发材料;这些文字被正式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显然不当,仅可作为史料参考。

自江青被毛泽东推上政治舞台,上升为权势逼人的“文化革命 旗手”,两人逐渐由革命伴侣演化为“政治夫妻”,一位宅居中南海,一个长住钓鱼台,平时难得见面。林彪事件后,江青的势力和野心膨胀,常常以毛的名义发号 施令,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臣争夺权力,不时给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添乱,令毛不胜其烦,每每予以训诫。

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不同场合有不同语境。在政治局会议场 合,持论冠冕堂皇:“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 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 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在与王海容、唐闻生两位晚辈女孩背后议论时,毛一语道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揭发说:

“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 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 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 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而在尔汝私语的夫妻书信中,毛心情复杂,既怨且忧:“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垂暮之年的毛泽东不胜聒噪,屡屡拒见江青,虽是万般无奈, 犹存夫妻恩义。他深知江青在政治上远非他人对手,担心身后有变,为老妻苦心谋画保全之道。在来信批语中指点迷津,苦口婆心谆谆告诫:“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 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务请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你积怨甚 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圣心难测,天心难测,毛泽东最担心的事,就是身后被人“鞭尸”,否定平生帝业。他虚与委蛇地放话“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之后,形势发生一连串戏剧性变化。

1975年下半年,毛先后发动了“批《水浒》”和“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入1976年,上半年周恩来逝世,天安门爆发“四五运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被打倒,华国锋接掌权力;下半 年唐山地震,毛泽东撒手人寰,江青及其盟友成为阶下囚。造化弄人,十年“文革”以宫廷政变始,以宫廷政变终,恐怕也是体制的历史宿命。

38年过去,真实的历史依然朦胧破碎。当年“红头文件”节 录的毛泽东发言,将“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演绎成毛将整体解决“四人帮”,或许是危情之下的 “矫诏”。如今坐拥查阅大内秘档之便的专家总编剧,又将这句话进一步放大,“创作”出毛泽东“生前部署”捉拿妻党的台词,就太没有逻辑了。

我十分同情总编剧关于历史题材电视剧须“符合人物、历史环 境和当时的场景”的主张。主创人员的困境在于:主旋律脚本创作是一项“政治任务”,而切割“文革”发动者与“四人帮”的关系,恐怕也是“政治任务”的一部 分。这样匪夷所思的“历史穿越”手艺,果真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学术水准?

传说中“历史虚无主义”,终于被我发现了……


本文部分史料参考了《毛泽东传(1949-197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章立凡是中国近代史学家,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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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31日星期四

“刑不上常委”:潜规则还是伪命题?


“刑不上常委”:潜规则还是伪命题?

 

章立凡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81

 


 

日前中共中央宣布审查周永康,被公认为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不少人额手称庆,实际上仅仅是在追究一位“前常委“而已。

就红色政权的传承而言,这条所谓的潜规则,更像是个无厘头的伪命题。纵观中共建党九十三年来的党史,在周永康之前已有二十一名政治局常委因各种原因落马,平均每四年多就有一位。

据称“刑不上常委”的出处,是邓小平在“八九六四”后对新领导集体“政治交代”的谈话: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但是如果中央自己乱了阵脚,那就难说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6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0页)

一年半以后,邓小平又再次提到:“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122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5页)

分析邓小平的这两段讲话,一是强调维护领导集体的“核心”,二是强调执政党要有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常委会,无论如何解读不出常委个人有不受追究的特权。从另一角度推论:倘若政治局或常委会不够好,或者出了不好的人,党国的命运就要出问题。

邓小平所认同的,其实是“刑不上核心”,且只有核心才有权给其他人“上刑”。第一代核心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先后清理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林彪,常委陶铸以及大批高官,居然“没有把共产党打倒”,就因为他是唯一的“核心”。邓小平也承认:“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章按:指胡耀邦、赵紫阳下台),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

事实上邓小平在“南巡讲话”前后,也不是没考虑过“换核”,后来耳朵一软临时改了主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共和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自毛邓以降,哪一代核心都不是神。上述讲话之所以变成金科玉律,甚至演绎出“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无非是对演绎者及其拥趸有利。

综上可知,在毛泽东、邓小平两代核心任内,是“刑可上常委”的。其后变为“刑不上常委”,权力斗争仅触及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这样的政治局委员级别,盖因毛、邓之后,强人政治被常人政治取代,博弈各方都不太有本钱“玩大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击鼓传花权杖交接,到了毛时代成长起来的红二代手中,“刑不上常委”就不再是什么禁忌了。红二代相当于家族公司创业大股东的继承人,政治资本雄厚,对先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有天然的血缘感情。至于草根出身的管理团队成员,即便爬到CIOCTOCFOCOO乃至CEO这样的高管地位,也仍然是个打工仔。如果你站错队、弄权过分或捞了不该捞的好处,大股东是有权清理门户的;像周永康这种恶奴欺主的前任高管,依家法处置自不在话下。

当然,腐败名声在外而安然无恙者,当下也不是没有。自毛核心时代迄今,体制内安身立命保位保官的最重要经验,依旧是“站队”。与“刑不上常委”相比,“政治正确”才是更有效的“免死金牌”——顺者昌,逆者亡。

 

                                       2014731 风雨读书楼

章立凡:《普选:历史承诺与政党信用》


普选:历史承诺与政党信用

章立凡

读罢《“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联想起近年的反普世价值反宪政逆流,顿生“数典忘祖”之叹。中共建政之前,不仅祖述马恩列斯,也曾倡导普世价值、宪政和普选。但凡稍有历史常识与羞恶之心,也不至于如此出糗。

恩格斯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中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需要“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列宁主张:“为了建立共和制,就绝对要有人民代表的会议,并且一定要有全民的(按普选、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选出来)和立宪的会议”。

周恩来早年曾批评中共的宿敌蒋介石:“我们看他的过去,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现在,知道他的将来。”其实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各种政治人物,也适用于任何政党。其他姑且不表,这里先回顾一下中共普选政策的历史变迁。

 

抗战版“中国梦”:主张与实践

一九三七年六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发布了《民主政府施政纲领》,承诺实行普选制度与议会制度。一九三八年七月,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自豪地宣称:“……最重要的,就是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这里证明一点,就是有些人说‘知识落后的工农不能实行选举制度’,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里实行民选的结果并不坏,每个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民主制度在外国已是历史上形成的东西,中国则现在还未实行。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毛泽东还信誓旦旦,描绘出一个抗战版“中国梦”: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在这个国家内的各个民族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原则下建立联合的关系。在这个国家内,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地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应该有土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在这个国家内,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物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没有文盲。在这个国家内,军队不是与人民对立的而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这样的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也不是苏维埃政府,乃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共产党愿意联合全国的一切党派与人民,大家努力建立这样一个国家。

     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期间,提出并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选民可直接选出被选举人。一九四一年五月,中共提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第二届边区参议会的选举,中共党员、左派分子、中间及其他分子大体各占三分之一。

一九四四年八月,毛泽东在与约翰·谢伟思谈话时称: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它无需经过长期实验,或者教育,或者监护’”。一九四六年一月,中共代表团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除拥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外,主张“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自由的、普选的国民大会”,“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废除现行保甲制度,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成立自省以下各级地方民选政府”。同年四月,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重申“人民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选举各级代表,各级代表会选举政府人员”。

针对当时官方媒体对中共普选的批评,《新华日报》还发表了题为《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 ?》的社评,宣传中共的普选经验,其中披露了候选人的提名及选举方式:“候选人决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乡选中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候选人。在县选中每十个选民可以连合提出一个候选人。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

因农民大部分为文盲,中共根据地著名的“豆选”,系由选民在候选人背后的粗碗中投放豆子,通过点算豆粒确定当选人。这种草根民主方式,在实践中又有不少改进,且一直沿用至建政初期的乡镇人民代表选举。

 

解放版“中国梦”:承诺与背信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在内战中推翻国民政府,与各民主党派建立了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九月通过的大宪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继承了以往的普选主张,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根据《共同纲领》之规定,联合政府下的中国,将实行国营、合作社、个体、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的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中共承诺这条道路要走十到十五年,甚至二十年。但仅仅过了三年,毛泽东在一九五二年九月的书记处会议上口风大变:“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并在翌年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一系列从所有制到政治体制的改变。

《共同纲领》规定各级人大用“普选方法产生”,当然是“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而非间接选举,否则就无须特指“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刘少奇于一九五三年访问苏联时,曾向斯大林请教选举和制宪计划。斯大哥指教说:“你们现在的政府是联合政府,因此,政府就不能只对一党负责,而应当向各党派负责。你们很难保密。如果人民选举的结果当选者共产党员占大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

中共在主导思想上采纳了斯大林的策略,但在操控上更为精到。同年公布的第一部《选举法》,采取了“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选举制度,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代表,省、县和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之代表,由其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乡、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之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之。”

当时的说法,是县以上直接选举“条件不成熟”,间接选举系权宜之计。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解释说:“这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人民还有很多缺乏选举经验以及文盲尚多等等实际条件所决定的。”周恩来也承认“普选的关键决定于人民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并不决定于人民的文化程度,更不决定于国家的经济状况”;但由于“人民迫切需要实行普选”,“根据实际情况,在这个普遍选举制的基础上,除基层人民代表大会采用直接选举制外,基层政权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目前尚只能采用按级选举的间接选举制。”

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通过了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共同纲领》相比,“五四宪法”序言首次挑明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前提,增加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等内容,对原联合政府框架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大会所通过的人事名单中,国家最高层职务完全由中共领导担任,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的党外人士,全部转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治协商会议则变成“统一战线团体”。

此后数年间,通过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改造,中共逐步掌控了全国的土地和生产资料,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地主和资本家。历经“反右”等各种政治运动,联合政府辉煌不再,昔日政治盟友沦为“政治花瓶”,中共最终实现一党专政。

六十年来《选举法》历经五次修改,形式上除基层选举采用直选外,其他各级人大一直以“代表选代表”的间接选举产生。事实上,各级人大候选人基本由官方内定,民主选举实为“官主选举”。执政党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既执政又“参政议政”,自己“监督”自己。人大既是“橡皮图章”也是“官员养老院”,全国人大的中共党员比例高达70%以上。

九七版“香港梦”:基本法变白皮书?

基本法会不会变白皮书?“占中”抗争会不会导致“六四”重演?“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爱情婚约,会不会在十七年后变白条?大陆的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抗战版“中国梦”升级为解放版之后,不少承诺都成了白条,联合政府蜕变为一党专政。暂且不论自由平等宪政民主的美好理想,《共同纲领》规定普选产生各级人大,历时六十四年未兑现;承诺十年到二十年不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三年生变七年夺产;发动土改将地主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又通过合作化将土地全部收走……。计划赶不上变化,翻脸比翻书还快,其中最快的翻脸记录,当属一九五七年的“阳谋”,从“整风”急转为“反右”,只用了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毛泽东的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或许是遗忘了两个字——信用。去年某副教授大批宪政时,更将毛氏“新民主主义宪政”的言论,诠释为一种阶段性斗争策略。难怪有民谣说:某团体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毛泽东惯于以军事谋略治国,“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的权谋学,一直是体制内的葵花宝典;“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历史经验,更演绎出一种暴力迷信,以为天下靠打不靠选。

政党的生命力在于竞争。中共执政六十四年,却一直致力于消灭竞争,同时消灭一切可能的竞争者。长期的一党专政,使正常的政治竞争能力退化,全凭高压维稳掌控权力;同时也失去了政党的特质,蜕化成为一个政权。外无竞争的后果是党内矛盾激化,残酷的权力斗争周而复始。怕竞争、重掌控的纠结心态,也是中共在香港普选争拗中进退失据的重要原因。从强调“全面管治权”到以宣布“紧急状态”相威胁,愈是恐惧政治竞争,就愈迷信暴力工具。

二〇〇六年,我写过一篇谈近代以来大陆与香港互动关系的文章,题为《一个大陆人的香港观》。指出香港的“亚洲小龙”地位,实奠定于1949年后大陆国策的失误;且认为香港和台湾,都是大陆民主政治的实验场。八年后翻检审视,其中有一段警告:“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英国君主立宪的聪明之处,是‘君王统而不治’。若出于某种政治惯性,使威权超出《基本法》过多,越俎代庖又统又治,则香港前途堪虞——里子比面子重要。”

此文结语的一句话,我也相信依然有效:“大陆与香港,究竟谁影响谁,还得继续走着瞧……”。

 

                             2014710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明报月刊》 20148月号

2014年7月25日星期五

章立凡:《轮回:甲午一百二十年祭》


轮回:甲午一百二十年祭


章立凡


时序更新,岁次甲午。传统的干支纪年以六十年为一轮回,自1894年中日战争起算,历经一百二十年的沧桑,中国走进了第三个甲午之年。

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天朝在甲午战前业已享有GDP世界第一的荣耀。甲午一战,老大帝国被蕞尔小国打败,开启了大清王朝的覆亡之门。

为何GDP世界第一照样挨打?一百二十年间中国进步了多少?有何历史教训?中国军方战略思想家刘亚洲将军承认:“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未来中国会不会重蹈覆辙?他没有给出答案;但腐败的军队不可能取胜,乃不争之常识。从已披露的资讯分析,当下中国军队的腐败程度超越大清北洋水师和陆军;到目前为止,中国军队尚不具备在国际战争中与超级大国对抗的能力。
 

从洋务运动看改革开放
 
祸兮福之所倚,历史无往不复。第一个甲午年(1894)之前的中国经济,刚刚经历了从闭关锁国到洋务运动的改革,经济增长面临峰值,中国在战前十年,就拥有了号称亚洲第一的海军(后来被日本超越)。甲午之败的同时,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战败的耻辱和割地赔款之痛,促使朝野反思,才有了追求宪政的戊戌变法、大清新政等一系列变革,改良与革命的赛跑,最终以大清覆亡、中国走向共和告一段落。

其后六十年间,中华大地迭经内忧外患,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国共两党领袖在政治斗争中皆以实现宪政为己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在1947年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至今仍在中国台湾践行。两年后,内战中获胜的中共建立新政权,并于第二个甲午年(1954)之际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时的中国大陆,已重新走上了闭关锁国之路,不久,宪法也被毛泽东束之高阁。此后历经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浩劫,中国经济曾两度濒于崩溃边缘。

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实为洋务运动的2.0版,骨子里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特色。两度花甲轮回,红朝再创辉煌,除继续葆有秦始皇时代祖传下来的人口冠军之外,2009年拥有了第一艘二手航母, 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说将很快超越美国,荣登世界第一宝座。

在第三个甲午之春,世界银行发出预测:中国今年或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一切看起来很美,究竟是福是祸?谁也说不清。
 
从虎狼环伺到与邻交恶

囿于地缘政治的格局,历史上的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国人作为农耕民族,也没有形成航海和殖民的传统。自大的天朝对外部世界近于无知,也不懂得自由贸易和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引发了工商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剧烈冲撞,才不得不逐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带来的异质文化。

同期日本与中国展开了学习竞赛,迅速“脱亚入欧”。甲午之胜,令日本跻身列强,野心膨胀。1900年庚子之变后国势日危,日本和俄国成为侵略中国的两个主要竞争者。1904年沙俄与日本爆发了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1921年苏俄策动外蒙独立;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中国全面抗战,英美等盟国放弃在华特权。二战结束时,日本全盘皆输;苏俄支持中共建政,彻底剥离外蒙,“老大哥”成了最大赢家。

近代以来中国的烦恼,屡因朝鲜而起。朝核问题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至今仍高悬于顶。第二个甲午年前夕,中共介入朝鲜战争为苏俄火中取栗,朝鲜和中国均失去统一机会,正所谓损人不利己;而两个国家分裂至今,各自保存了两种制度的样板,孰优孰劣,冷暖自知。

中共建政以来,与邻划界历来遵循“宁赠友邦”的天朝传统;中印、中苏、中越等历次边界战争,无论战果输赢,最终也总是将国土拱手让人。以1999年的《关於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为标志,中国永远失去了自沙俄时代以来被侵占的唐努乌梁海等大片领土,面积远超钓鱼岛。常言道“弱国无外交”,号称“大国崛起”了,依然不懂外交。

从清末的虎狼环伺到当下的与邻交恶,历史又在轮回:中日重新对峙,美国重返亚洲,印度、越南及东盟各国也在联合抵制中国。而中国舍弃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重推“联俄”战略反制日本和其他亚洲邻居,实在是本末倒置的冷战时代思维。毛泽东曰“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多世纪来,中美关系有冷有热,美国佬毕竟未占过中国一寸土地;而熊猫与北极熊攀亲,熊猫永远是吃亏的一方。毛泽东、邓小平早已明了的历史教训,到革命后代手里反而弄不明白了?

从“家天下”观“党天下” 

一百二十年来的中国,从一家一姓的“家天下”变成了一党专政的“党天下”。在“家天下”时代,百姓只需供养政府和皇帝一家,变成“党天下”之后,不仅要供养政府,还要养活与之平行的各级党组织及工、青、妇、民主党派等衍生机构,导致纳税人的负担成倍增长。

相对于君主个人统治而言,一党专政乃是一种“集体君主制”。个人君主制会冀望子孙后代帝祚绵长,懂得与民休养生息;而“集体君主制”不仅造就了众多“小国之君”,更糟糕的是任期内“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竭泽而渔式的滥权自肥到处可见。红朝“裸官”成灾,腐败深入骨髓,根子仍在一党专政。

一党专政之“党”,非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而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会党。不仅具有家长制、大佬议事、暗箱决策、家法大于国法等秘密社会的特色,且具备类似于蒙元、满清等部族政权的血缘政治特性。坊间“五百家族”掌控国脉的传说,盖有所指于此。

考虑到统治的可持续性,个人君主制政权往往会进行一些政治改革。但考察“戊戌政变”、“大清新政”到辛亥革命前的“皇族内阁”,历史证明靠血缘集团维系的部族政权,政治改革很难成功。分析“天安门事件”、“南巡讲话”到当下自信满满的“小组治国”,可知一党专政也是一种很难进行政治改革的体制。 

从党文化论软实力

西方政治家尽管对中国的崛起抱有警惕,但也看透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缺乏软实力。不久前,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一个有关外交政策的讲话中点破:中国没有制造任何创新的东西。这个国家的人权记录阻碍了它在其他方面的进展,比如说创新。即使中国制造更多的科学家,但是他们没有制造创新产品。

这种观点,从另一角度印证了钱学森逝世前发出的“世纪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答案是:“党天下”体制不仅阻碍政治改革,党文化也在不断扼杀独立思考,摧毁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从清末的“中体西用”到当下的“中国特色”,至今未走出洋务运动以来的历史怪圈。历史上植根于农业文明的儒家文化,在维护专制统治的同时,一直扮演着科技文明杀手的角色。值此主义信仰崩塌之际,主政者希望借助儒家传统支撑权力,也注定不会成功。

结语:轮回中的沉思

黑格尔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的两个六十年轮回,很可能只是一种历史的死循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千古谶语,果真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吗?


                                                                 2014615 风雨读书楼

 

 

2014年6月13日星期五

华氏1989:中国抹除天安门的记忆(德国《明镜周刊 Der Spiegel 》专访章立凡)

    Fahrenheit 1989: China Erases Memories of Tiananmen

    By Bernhard Zand in Beijing

    Twenty-five years ago, the Chinese army violently suppressed protests on Tiananmen Square. To this day, Beijing uses pressure, censorship and money to stifle all attempts to commemorate the seminal incident in an up-and-coming China.

    Hu Yaobang, 73, a reformer and one of the few politicians the Chinese have ever genuinely worshiped, died on April 15, 1989. As the party leaders who had toppled him from his position as general secretary two years earlier carried him to his grave, some 100,000 students gathered on Tiananmen Square and demanded Hu's rehabilitation. The inciden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volutionary events of 1989 in faraway Beijing.

    On the evening after Hu's death, his son asked his friend Zhang Lifan, a historian, to document the coming days and weeks. He told Zhang that members of the Hu family were too exhausted to do it themselves.

    Today Zhang, who was 38 at the time, is one of China's leading intellectuals. He had 300,000 followers until last November, when censors shut down his blog. Zhang is a tall, kind and playful, 63-year-old man. When he is searching for a word or a memory, he tilts his head to one side and presses his left hand to his forehead. He wears a silver skull ring, a memento mori given to him by a Buddhist monk.

    In the weeks following April 15, 1989, Zhang would become far more deeply involved in the events that were unfolding than he might have suspected on the evening after Hu Yaobang's death. He has waited almost a quarter of a century to publish part of his memoirs and talk about his experiences publicly.

    "I felt cold on the morning of the funeral," he says. "There were thousands of demonstrators outside, while inside the building supreme leader Deng Xiaoping, that 84-year-old who had had his hair dyed once again, was stomping around like some angry young man. I was standing right next to him. He was determined and ready for a fight."

    In the spring of 1989 Deng, who had fallen out of favor twic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aw his life's work being threatened: the economic opening of China under party dominance. "He knew that he would not experience a third comeback," says Zhang. "That fear led to the suppression of the unrest on Tiananmen."

    'Enforced Amnesi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late 1960s, tens of thousands of academics, artists and writers were banished or even beaten to death. "I knew what sort of trouble words could get me into," says Zhang, "and I had stopped keeping a diary years earlier." Nevertheless, he agreed to accept the request from Hu's family. "Historians rarel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witness an event that shapes history."

    It was indeed an event that made history. Europe is marking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2014. While Germany commemorates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he countries of the former Eastern bloc are celebrating their liberation from communism. But China's leaders see no reason to commemorate the protests that began at their palace gates and swept into the streets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89. The country's name still identifies China as a people's republic today, and according to its history books, nothing of any significance happened there 25 years ago. When the number "1989" is typed into Baidu Baike,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online encyclopedia Wikipedia, one of the responses reads: "1989 is the number between 1988 and 1990."

    The leadership isn't just ignoring an anniversary. In fact, it has erased the incident from the collective memory, despite its profound impact on China's current intellectual elite. Sinologist Frank Dikötter describes the government's policy as "enforced amnesia".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of course, have a habit of dismissing historic facts.

    Ironically, tho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takes its version of history very seriously. Party officials constantly invoke history in their speeches, and since 1989 dozens of professorships in history have been established, days of remembrance have been introduced and countless conferences have been held. "To forget history is treachery," states an anthology of contributions to one of these conferences.

    Nevertheless, the party quashes any attempt to force it to face up to its own history, one that includes the hundreds killed in the Tiananmen massacre and the millions who died in mass campaigns during the years under former leader Mao Zedong through the land reform, the "Giant Leap Forward"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paralleled Negation

    Even among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China's negation of its own contemporary history is historically unparalleled. In the 25 years since Tiananmen, the country has not only taken off economically, but has also experienced a cultural explosion. And yet China's publishing houses and film studios, along with its universities, think tanks, museums and Internet companies, are producing culture devoid of much of its own history. China's version of Ray Bradbury's dystopian novel "Fahrenheit 451" could very well be called Fahrenheit 1989, a society in which the regime has deleted all unpleasant memories, so that millions of young Chinese today have no idea what happened on Tiananmen Square.

    A week after the memorial service for Hu Yaobang, Zhang Lifan received a second request, this time from the government. Then Soviet President Mikhail Gorbachev had been invited to visit Beijing, but the regime didn't want his reception to be tainted by thousands of people protesting outside. Men like Zhang, a lecturer at the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t the time, knew the students. The government asked him to serve as an intermediary.

    "Weeks earlier, I had met and debated with students in a student apartment in Dasuzhou Alley," says Zhang. On a day in May, 25 years later, he and his wife are searching for the apartment near Tiananmen where he met with the students. But their search is unsuccessful. Like most buildings near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iananmen Gate), those in Dasuzhou Alley are now occupied by party officials and their families. There are high walls, imposing portals and security cameras everywhere. When Zhang stops walking for a moment and points to where the apartment was, a couple emerges from a crowd of tourists and photographs him. It's obvious that they are plainclothes agents.

    Zhang, undeterred, continues his account: "I spent days rush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Work Front, which was suppose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students. I didn't get much sleep."

    Division in Both Camps

    He noticed signs of divisions in both camp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ays Zhang. In the government, he explains, the reformers were losing ground to the hawks. Among the students, the thousands of new demonstrators arriving every day were applying growing pressure on the core group, which had persevered on Tiananmen Square from the beginning and was willing to negotiate a withdrawal.

    Shortly before martial law was imposed, Zhang guided one of the government's chief negotiators through the checkpoints to the demonstrators' main tent.

    "We all sat on the ground, and one of the student leaders introduced the chief of the delegation to his people. 'This here is Yan Mingfu of the Workers' Front,' he said, 'a good man from the system. Listen to what he has to say, and give the reformers a chance.' But then Yan Mingfu kicked him. It was already dangerous at the time to be called a 'reformer'."

    On the next day, May 19, the demonstrators voted on a bus whether to clear the square. The outcome was negative. "I ran over to the official in charge. He was surprised, because he thought the government had been given different signals," says Zhang. That evening, the students requested another meeting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Zhang took them to see the official. "The tone had changed radically within a few hours. Now the official asked: 'What else is there to discuss? Go back and see what's on TV."

    Premier Li Peng had gone on television to declare martial law. "That put an end to my mission," says Zhang. "I was disappointed by both sides, because I knew what a historic opportunity had now been lost."

    Immediate Efforts to Obfuscate the Massacre

    On the night of June 3, 1989, the army advanced on Tiananmen Square. Hundreds of protestors who couldn't have imagined that the soldiers would obey orders to open fire died in Beijing, and hundreds more were killed outside the capital. The exact death toll is unknown to this day. Efforts to obfuscate the massacre began immediately after it had occurred.

    Many of the prominent student leaders managed to flee abroad. Those demonstrators who were arrested disappeared into prisons for months or even years, and many were sentenced to death. Those who publicly declared their solidarity with the protestors, like a few prominent journalists, were demoted or fired. Party leader Zhao Ziyang who, as Zhang later discovered, had requested his and other academics' assistance, was deposed and placed under house arrest. He died in 2005.

    But the determining factor in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Tiananmen massacre from China's public memory was the way the regime dealt with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ympathizers in Chinese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the 1989 generation, which now forms the core of China as a cultural nation.

    "Sometime that fall, we were summoned by the academy," says Zhang. "We were told to sit in a circle and deliver our reports. When it was my turn, they said: 'Comrade Zhang Lifan! What have you done?' In response, I asked: 'Is that a question or an order?' It was an order, and of course I had done more than anyone else."

    Life after Tiananmen

    He says he received daily visits from the police after that. The interrogations became increasingly harsh, and Zhang feared that he would be arrested any day. "Instead, the mood suddenly shifted. University grants and conference and research budgets increased, and academia blossomed," he recall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historians began writing entire libraries full of essays and books about China's humiliation in the opium wars, the history of Marxism and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under the Communist Party. "Most of its was completely worthless from an academic standpoint, and it didn't hold up as a historical narrative, either."

    Zhang continued to work for a period of time. "I still remember what I said in parting: You and I, we no longer belong in the same wok. We no longer fit together." Since then, he has been writing his blog and occasionally publishing a book or an essay, such as his memories of the funeral of Hu Yaobang published last year in the magazine Yanhuang Chunqiu, which prompted complaints to the editors by government censors. "Those who do not participate in writing the official account of this country's history have to think very carefully about what they are writing and how much of a risk they are taking," says Zhang.

    Since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uprising, the pow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relied on four pillars, writes China expert Minxin Pei: robust growth, sophisticated repression, state-sponsored nationalism and co-opting of social elites.

    China's intellectuals play a key role in this power structure, voluntarily or involuntarily. They benefit from the economic boom more than most Chinese, and they are both victims of the censorship and surveillance state and authors of a powerful account of the greatness of the nation, the rise of the party and victory over China's enemies  an account that excludes all mention of the disasters and mountains of bodies littering the country's history.

    Oliver Stone: Deal with Your History

    In mid-April, on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reformer Hu Yaobang, Beijing's cultural establishment listened to what one of the biggest fans of China among the West's creative classes, the history-obsessed US director Oliver Stone, had to say. He had been invited to speak about cooperation between Hollywood and the Chinese film industry at the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Stone's message was unheard of, at least publicly. Before any meaningful cooperation between Hollywood and China's studios could take place, he said, the country would have to finally come to terms with its historical material. "Mao Zedong has been lionized in dozens and dozens of Chinese films, but never criticized," he told them. "It's about time. You got to make a movie about Mao,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You do that, you open up, you stir the waters and you allow true creativity to emerge in this country."

    He could understand Beijing's studio heads avoiding subjects like Tibet or unrest in the Xinjiang region, he said. "But not your history, for Christ's sake."

    The audience applauded.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how-china-is-erasing-memories-of-tianenmen-a-973885.html

章立凡:政治遗产与历史真相


政治遗产与历史真相


章立凡

 

今年415日,是中共已故领导人胡耀邦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日。1989年因胡耀邦逝世而引发的“六四”事件,也即将迎来四分之一世纪的祭奠。

411日,前总书记胡锦涛偕夫人参拜浏阳胡耀邦故居,向胡耀邦铜像三鞠躬。这次访问临近敏感时段,其间透露的政治信息,引发了朝野各方的种种猜测,一般被解读为团派对太子党“打老虎”的支持,甚至产生“六四”即将平反的幻觉。笔者认为,此事主要与尘封已久的胡耀邦政治遗产有关。

 

政治遗产,有正有负

 

政治遗产有正有负。对于政治上的负资产,中共一直舍不得丢弃,而正资产却一直不敢盘活。

去年12月“毛诞”前夕,我在接受BBC访问时指出:“毛泽东实际上是中共的一个负资产。”毛的政治罪恶在于中断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进程,把国家引入了阶级斗争、一党专政的死胡同,从反右到文革,他不断以政治运动治国,最终把全国人民拖入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在经济方面,毛背弃了发展私营资本主义经济、耕者有其田等承诺,使中共变成了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资本家。他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毛泽东的遗产,就是他建立的一党专政体制。主政者无法切割负资产,症结在于党国不分、党政不分,误以为抛弃毛等于否定执政的合法性,殊不知一个反人类反文明的政治人物,其历史罪人的地位是万劫不复的。在党派利益至上的狭隘格局下,提出“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无异于作茧自缚,连执政理论都无法自圆,遑论“三个自信”?

胡耀邦是国际共运史上稀有的人道主义者。廉洁、开明、亲民、富于创新思维和改革勇气,是胡耀邦的政治遗产,也是中共最大的一笔优良资产。1989419日,我在参加《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联合举办的悼念座谈会时曾率先提出:“耀邦同志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我感到十分忧虑和悲哀的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谁能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

二十五年过去,这笔正资产仍处于封存状态。重新评价胡耀邦,必将在政治上得分,有助于扭转执政党因贪腐而日益颓败的政治形象;而纠结则在于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政治难题:“六四”事件、赵紫阳的评价、继任领导人的合法性……等等等等。

胡耀邦是中共团派的祖师,胡、温上位皆源于其识拔;同时由于他大力平反冤假错案,也成了众多太子党感恩的人物。2005年胡锦涛艰难地作出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决定,而其本人则以出访为由未出席座谈会。这次参拜耀邦故居,既是一种还愿的姿态,同时也是一种政治亮相,意在宣示团派的能量与实力。但胡耀邦政治遗产的归属,并不能因此确定,更没有盘活的时间表。

 

政治博弈,“三国演义”

 

按当今社会流行的说法,中共高层有三种政治力量:团派、太子党、上海帮。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解读,团派相当于科举取士,出身草根而人多势众。太子党相当于门阀世家,人丁不旺但政治资本雄厚。地方派系进入中央则与高层内乱有关,“文革”中和“六四”后两次出现“上海帮”,皆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属于中共党史上的异数。

胡锦涛以邓小平“隔代指定”的地位继承大统,本非上海帮所愿;胡受太上干政挟制,十年任期无所作为。从中共十七大前夕开始,鹬蚌相争的储君争夺战即已开始。上海帮流年不利,迭遭陈良宇落马、黄菊病故的挫折,而团派接班人选李克强也遭遇到顽强阻击,太子党才有机会坐收储君之席。十八大期间,上海帮的阻击令团派人事布局临门生变,李源潮、汪洋未能入常,仅李克强成为常委兼总理。可以说是上海帮与团派的对峙,造就了以太子党为主导的“皇族内阁”格局。

本届七名政治局常委任期届满时,将有五人退休。团派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已占有多数席位,全面接班的基本盘已经形成。上海帮后继乏人,若本届期间博弈落败,恐难保持队形。太子党人丁不旺年龄偏大,相当一部分人及子嗣已定居海外享受富足生活,无意于国内政治,即便紧急提拔“红三代”,也未必能赶上权力末班车。

20133月,我曾在《盘整还是破局》一文中预测:“历史留给‘红二代’重振祖业的时间,看来只有五年。五年内若只见盘整不见破局,或将失去最后的历史机会。”按正常的权力交接程序,十九大将出现以团派为主体的执政班底。太子党要想继续主导政局,就必须改变现有权力格局,延长权力年限。新出台的“小组治国”执政模式,权力集于最高领导人一身,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常委治国”模式的解构,同时也在为十九大人事预作安排。

“以退为进”是常用的政治谋略。兼具太子党身份的上海帮二号人物曾庆红,在十七大人事竞争中退出,将储君之位让与太子党,以维系大佬干政的传统格局。储君在十八大前夕,也采用了这一策略,得以成功上位。而胡锦涛在十八大以自身“裸退”为代价力破此局,作为送给太子党的政治礼物,同时给团派东山再起埋下伏笔。风水轮流转,太子党上台后,举反贪大旗反戈一击,以原教旨主义的激情打虎救党,恐怕是上海帮选定储君时始料未及的。当太子党打虎打成了骑虎之局时,团派的重要性又逐渐凸显。

历史上的“楚汉相争”,终不免打破平衡一决雌雄;而“三国演义”重在借力使力,第三方审时度势袒左袒右,则可维持均势以求共存。体制内未来的权力博弈会重演怎样的历史故事,目下还很难说……

 

纪念耀邦易,平反“六四”难

 

明年将迎来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胡锦涛朝拜耀邦故居,犹若刘备归宗汉室正统,具有“占位”的象征意义。

此举在民间燃起重新评价胡赵、平反“六四”的遐想,近期习近平访问北大且与支持过民运的老教授合影,也引发了过度的揣测,但很足以说明人心向背。其实对中共而言,这是一把攥在手中多年打不出的政治大牌,很可能过期作废。大清王朝崩溃的时候,不会有人去感恩光绪皇帝和戊戌变法。

上海帮作为“六四”事件的受益者,当权时期没有出牌。团派柄政后本有机会名正言顺地出牌,但上海帮似乎不情愿此牌由团派打出;2005年胡耀邦九十周年纪念,曾庆红代表中央的发言,维持了1989年耀邦悼词中的评价,同时也给了家属和团派面子。当然,有很多太子党对胡耀邦心念旧恩,就习近平而言,习仲勋与胡耀邦的政治友谊,本身就是重要的政治遗产。

鲁迅诗云:“静默三分钟,各自想拳经。”尽管各有利害盘算,但永远执政是三派的共同底线。纪念耀邦易,平反“六四”难,当下形势比人强,由此引发的骨牌效应风险难料,丢失政权的责任是谁都无法承受的。

在我认识的体制内人物中,无论职位高低、有权无权,私下都承认“六四”事件是执政党的历史欠债,将来总有一天会平反。过去曾有媒体多次问及我对平反“六四”的预测,我的说法是:最佳时机已经错失,矛盾交织积重难返,今后在两种情况下有可能平反:一、权力地位稳固之后作锦上添花,花信遥遥无期;二、重大危机出现之时当救命稻草,为时或许已晚。

公道自在人心,历史自有公论。四分之一世纪过去,有死难者亲属表示,无合法性的“恩赐平反”已不重要。

 

没有真相,永无和解

 

近日在北京的一间民宅里,十几位学者、当事人和死难者亲属一起探讨历史真相,背景是一条“2014·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的红色横幅。事后多人被警方传唤,五人遭刑拘,被控“寻衅滋事罪”。坐牢者求仁得仁,于心无愧;而有司在敏感时刻的过度反应,不仅开创了共和国司法史上“闭门家中坐,罪从天上来”的先例,也使二十五年前的历史事件,再次处于国内外舆论的风口浪尖。

不断收紧的意识形态和言论环境,令执政党进入三十多年来与知识界关系最差的时期。自由空气的稀薄,令很多人不仅怀念胡赵的八十年代,甚至觉得江朱、胡温时期都比当下“自由”。明智的政治家宁挑战政敌,不挑战舆论,四面出击不代表“亮剑”成功。朝中有人在等待主政者的失败,更有“高级黑”借力使力激化矛盾,上楼抽梯断其后路。

“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当年的“六四”一代,已成为当下的社会主流,历史的伤口在滴血,青春的记忆仍是解不开的心结。“六四”纪念日也俨然成为“国家例假”,官方年复一年高度戒备。历史债务拖延越久,需要偿还的本息越高,这种朝野揪心的噩梦,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解脱。

如果改革是最大公约数,则革命就是一切归零。社会危机越是深重,政治遗产就越显得重要,历史记忆也越容易被唤醒。以胡锦涛朝拜耀邦故居为契机,体制内外都在有意无意地激活话题。未来中国需要一个南非式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独立调查自1949年以来土改、“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等历史事件的真相。

历史潮流不可逆,中华民族迟早要面对真实的历史,没有真相,永无和解。

 

                    2014510 北京风雨读书楼

                    《明报月刊》20145月号